后周羽时代与我的别离

二十日是高二第二学期期终考试的最后一天，也是这个行将散去的班级第一次全体聚会的日子。

那一天我们去吃火锅——但我必须感到惭愧的是，在这个我誓言守斋的第三十五天，我大大地背弃了一下誓约。不过我觉得，这些人是值得我放弃一些什么的，而我这行为亦会得到宽恕。

“江郎才尽”很久了，已经有数个月不写这样的文章来回顾自己走过的旅途。不似从前那般多愁善感，我想这应该是一种进步罢——对于一个在尝试变得沉稳冷静、处变不惊、且能支配自己感情的男人而言。确实有那样的事情，不去过分地担心却反易向美的方向发展，放开执着之后才会觉得更亲近。我们面对着悲伤愈是敏感，悲伤就愈是不断地袭来，其中甚至夹杂着许多不必要抑或根本就可以不沦为悲伤的悲伤。

在这一个阶段里我最应该感激的人大概是鲍聪，谢谢他一直陪我说放肆的事情。他毫不相关的言语大概终于是让我明白了一些关系重要的细节，让我现在可以过得如此快乐。

我想我现在已经有足够的底气把这句话说出口了。我的生活已进入了后周羽时代。当她对一年前处在深深忧郁中的我施以援手的时候我就该是已经想到了的，将我从困境中挽回的恩情太大，那如果成功了，她将会在我的思想空间里占掉太大太大的一个位置，让我再难以容下一些本不能缺少的事物。我的生活将从另一个方面变得孤立起来，失掉那原有的色彩。

所以我一直在尝试，要寻找脱出她带给我的巨大心理阴影的方法。我尝试过递情书，又或者是自我暗示般地向我身边为数不多的其他人——譬如以前的王曼茜，现在的沈思洁——反复向他们宣传我们之间坚贞的友谊。但这些尝试终究都是没有能够起到我希望达成的效果。我的精神世界依然絪緼，充斥着紧张与恐惧——而现在我可以推测一下那原因了，大体上就是因为我对这位我过分依赖之人其思与其行之把握的无力与无知。看不清恐怖的结局与毁灭的前夕，正如我曾经理不明别离相聚的千头万绪。对于这种既得的温暖与幸福，我缺少了太多的安全感，于是之于这样狂热却无力改变的不置可否的信任与依赖，我始终感到不安。

关于这些，鲍聪给了我一些小小的提示，而这些提示则无疑是帮助我叩开了这新时代的大门。我终于悲哀地发现，我先是在挫折之下迷失，而后却又再度地迷失在了对救助我脱离迷失的施恩者的深深依恋中。人们总一再失望地看见心目中曾经完美至极的物件破败的样子，这些物件里当然也包括自己。我们做许许多多徒劳的事情，并藉此成长着，没有人可以想象得出一个不犯有任何错误的人究竟能够达到怎样的高度——因为人的想象力从一开始直到现在从来都还是有着极限的，是想不出这过于荒谬之事情的样子。

吃完火锅我们便去唱了歌，唱得很高兴，而我恐怕也是头一次在这一群同学的面前表现得如此高兴。经历过不止一次的近似人格与人格之间的转变般的思想交替，我想我也已经是有了这样说的资格：现在的我比以往任何时间的我都更拿得起，更放得下，更投入，更兴奋，同时也更轻松。对于自己的认识必然是会存在着属于各个阶段与时代的偏差，这是难以避免的。因而我也还是不敢断言，纵使几乎一切的迹象都告诉我，我的精神世界正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三年以来最开心，十七年以来最冷静。

被说是与同桌在两个月间说完了这两年里欠下了的所有话语，我其实是很欣然的。我从来不打算否认这一点——纵然我们在上课的时间里不分你我地高声谈天确凿是给旁人带来了不少恶劣的影响。我很欣慰，在这最后的两个月时间里，我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与沈思洁之间的交流开始，我渐渐进入了这个本来与我的生活息息相关却始终风马牛不相及的集体里。我兴办班级刊物，参与起集体的活动，终于渐渐弥补了这两年来不断加深的嫌隙。从边缘走向中心，并获得了相应的幸福与快乐。我大笑着，就像是那时和沈思宇他们在一起，笑得几乎要让儿时的哮喘重发。

周羽说，我应该感谢的不是她，而是我自己与我的天父——我想那其实是我的执著与我的信仰。从前总是只能将这话作为谦逊来理解，直到现在才愈发觉得正确。我们本不为彼此而生，亦不可能因此而终结。持有自由与纯真的思念，才可以更尽挚友的责任。

鲍聪总反复提醒我要做到对自己感情的把握，即使我的“成功”的性质与他截然不同，需要相对且主观的认可而不似他的成功是可以绝对且客观存在的——但始终是不能够把这样的成功以“寄托”的形式将责任转交予他人缥缈的支持下。对于我的旅程，付得起责任的只有我自己一人而已，再没有其他可依。

于是收拾行李，继续前行。别离即是别离，没有太多的意义，她不改变她不该改变的情谊，亦不成为她不该成为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