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猩猩性与猩猩的人性

我从前有一段时间很讨厌人。究其原因，大概那时以为人性总是十足肮脏且不美的——更有甚者，人还喜欢在那不美上矫情粉饰，仿佛一切都可以辩白；整个世界成了除人以外全部缺席的裁判场，只有人将自己置身其中，滔滔不绝地孤芳自赏，执拗地抢救其余物种都弃如敝屣的价值。我先是对此很感到惭愧，曾几何时又转为厌恶。或许正是由此，我的生而为人的骄傲与认同，已经开始缓慢地失去。

后来上大学学了人类学，逐渐了解到一个辞曰：“高贵的野蛮人”，讲的是欧洲启蒙时代以来的一种历史想象，认为人类在有文明社会以前，是生活在物质贫乏但精神高贵的某一自然状态中。这颇有点像中国人厚古薄今的政治理想，“言必称上古，言必称三代”，仿佛一切与人关联的败坏都是后来为之，而最早什么都是好的。不知受了什么牵绊，我对“高贵的野蛮人”终于没有研究，但出于一种“学者的”自信或者自负，我终未接受这样简单的观点。但人性毕竟从何而始，从何而终，却成为我心中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其实又何止我心中，综观人类的整部思想史，处处可见到关于人性的争执和辩论。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作者各居其位，对人性的善恶起源作了不同的论述——仅中国儒家就提出了性善、性恶、性善恶混三种观点。另一些人为了消弭这种对立，就把人性看成动态的：如基督徒会说人性是从完满而堕落最终又朝向上帝的回归，佛教徒则认为人性是无明中蕴藏佛性的种子。可是从另一面讲，变动意味着含糊，意味着原本所有的问题终不能得到明白的解答——笃信宗教的人当然可以全盘接受一种封闭的形而上学，从而停止反思，然而那有所不愿者，又将将漂去何处？

比性善、性恶的分歧还要致命的是，千百年来，人们对人性善恶的标准莫衷一是。正如普罗泰戈拉所言，“人是万物的尺度”，立场、文化乃至个人好恶都深刻影响着价值判断的标准。彷徨中，几乎是命运的指引让我接触到德国的生命哲学：在我生命的某一时刻，叔本华和尼采的只言片语都能让我耳目一新。他们把生命本身看成一切的本质和动力，但这种生命力在叔本华那里仅仅表现为“求生”的意志。那意志带来痛苦，因此，叔本华的价值论最终走向生命意志的反面。尼采发展了唯意志论，他把生命力理解为“变强”的意志并加以歌颂，直到这时，人们终于得到了一个可用的尺度，无怪尼采急着要“重估一切价值”了。

重估价值的尺度就是强力意志。简而言之，就是人身上能够体现生命力——而不是理性的乐观主义者们规定的德性——的激情、强欲、狂野和斗争。在通常语境下，这些词常常给人以一种野兽的直观，因此姑且先把它称为人的“猩猩性”。尼采的这一论述实在简单得可以，让人不禁联想起那“高贵的野蛮人”，但是在哲学上追求“简单”与在历史学上追求“简单”的意义全不相同——甚至可以说，强力意志作为标准的有效就在于其简单。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以“猩猩性”为标准来生活：凡是诉诸经验和文化的，都要在脑海里设“卡”盘问；而诉诸情感和本能，皆绿灯放行。

做久了“猩猩”，难免好奇真的猩猩，于是弗朗斯·德瓦尔的《黑猩猩的政治》就映入我的眼帘。其实也许称它为《一个黑猩猩部族的政治史》更恰当，因为作者对黑猩猩的政治全然是通过历史的方法描写的——他并没有给出黑猩猩行为的一般原则，而是着力去描写耶罗恩如何接管大妈妈的种群，鲁伊特如何联合尼基反叛耶罗恩，耶罗恩怎样怂恿尼基篡夺鲁伊特，又施何法从中渔利并垂帘听政。这样写的效果不言而喻——政治斗争曾经被认为是人性中最复杂也最肮脏的，无数父子相残、兄弟阋墙的故事都始乎此；而“野蛮人”之所以“高贵”，部分也正因其貌似游离于政治之外。可现实竟是，理应比“野蛮人”还要“高贵”且野蛮的猿——我们最亲密又最易嗤之以鼻的兄弟和祖先，早在我们之前就已掌握了社会人的市侩和政治家的反复无常，对野蛮的高贵信仰似已岌岌可危。

大约我们只能失望地发现：其实市侩就是野蛮，高贵的“猩猩性”就是肮脏的“人性”。人从来不外在于自然，自然也不外在于人——人与自然之间，本来不分彼此，当然也无高低之别；试图抬高其中的一个以贬低另一个终究不可能。从这一面讲，《黑猩猩的政治》是一部必定改变人自我认识的佳作，如果你原先对黑猩猩的认识不多，那么不论前此将人性看得很高或者很低，都能有新的收获。作者说马基雅维利“是第一个拒绝批判或掩盖权力动机的人。这对于已经存在的集体谎言的背叛没有善意地被接受，它被看成了对人类的侮辱。”我想，我们的时代已经不同于马基雅维利的时代。一个愚蠢脆弱的、安置于纸面上的需要吹捧或轻蔑的人性早就没有理由存在，现实敦促我们在扭转对黑猩猩的偏见之时，也要扭转对人的偏见。那么无论动物也好，原始人也好，我们该从他们身上看见的绝不是“他们比人类更友善（或高贵、纯洁、自然……）”之类轻佻的命题，而要找到自己残忍和狡狯的起源，因为人最终面临的难题既不是人的猩猩性也不是猩猩的人性，而是人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