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乱·龙》对历史人物的把握谈谈历史爱好的几个阶段

赤军参议阁下的《乱·龙》，去年早在天涯拜读过了；只是后来因为出版社的要求，小说最末亦是最精彩的部分未能在网络上连载，于读者眼中看来，难免意犹未尽。大约半年以后，在战联上听到这部小说已经出版的消息，自是喜不自胜，只因俗务缠身，竟没有抽出空闲来一饱眼福。然前几日去新华书店购置教材，正巧在一侧的历史书架上看见，当即买回家来，未及盖下藏书朱印，便迫不及待地捧在手里翻阅。只觉得久别之下，文章潇洒依旧；洋洋洒洒也都如上杉谦信的兵法一般，力道一触即发，一拂则去，实可谓挥洒随意，收放自如。文如其人易，而文如其文中之人，却要难上一层——如此小说，开卷读来，字里行间仿佛都蕴着主人公的灵气，无所谓驰骋纵横、快意恩仇，车悬阵排将开来，宛若游龙惊鸿，舞得人心旷神怡。

但与一般小说不同的是，历史小说的成功与否，主要还取决于其对历史人物的把握如何。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人，历史学的主题就是人类本身及其行为，所以对于历史人物的全面认识一直是历史学最重要的课题之一，而写作历史小说正是尝试把握历史人物的一种最夸张手法。这就造成人们在阅读历史小说时，总不免多了一个心眼，且动辄上纲上线——作品对于主要人物的还原是否真实有据，演绎是否合情在理，无一不影响着它的成败——否则作为历史小说，即使情节发展再为精妙绝伦、高潮迭起，若是对于历史人物的认识有了明显不能服众的偏差，则难免要沦为糟粕。

参议阁下在对于上杉谦信的研究上确实下了一番功夫。如《乱·龙》前言中写道：“信玄毕生的宿敌上杉谦信，在我最初的印象中，他只是个一勇之夫而已……为此我特意查阅了各种资料，尝试还原一个历史上真实的上杉谦信……力图表现这位‘义将’不为人所知的多个侧面……要将这些复杂的情感有机地统一在一起才是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凡人……其实对于历史人物的认知与还原，原理莫不如此。倘以一知半解的认识去简单化给出评价，就如同我最初那样，肯定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最后这一段话当属精辟，不仅如此，我们从前言中还可以看出，纵是名家高士，亦非一蹴而就；其对于上杉谦信的认识从头至尾，是有一个不断发展演进之过程的，正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练就了史家的头脑，使得我们对于历史学的通俗趣味得以转变成高尚有益的爱好。

这一过程于我可说是感同身受。其中心得，便以谦信为线索冒昧写在下面，只图纪念而已；若是能对诸位在历史爱好之路上的行程有所助益，则实属大幸。

最初的一个时期我总结为“历史崇拜”阶段。与所有初识战国历史的人相同，当时上杉谦信在我心中的形象同样只有“军神”等简单的概念。更为糟糕的是，我对于历史学的思维方法一无所知——因为最初接触历史一门便始于日本战国，而最早了解战国史的途径却无外乎动漫游戏者，所知道所学的自然全是一部英雄史。再加上日本当代ACG素有神化历史人物的传统，也教初学者们走了不少弯路——真田幸村、上杉谦信名将到了我的眼中，似乎便成了历史发展的全部。我跟几个朋友组成所谓的粉丝团，建立名将的贴吧与QQ群，将他们当作偶像来膜拜，几近狂热；至于他们到底在历史长河中做了些什么，起到了怎样的影响作用，相形之下反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初触历史的年轻人，眼光里总爱带些英雄主义的色彩，少掉一些沉稳和理智，这也是在所难免的——用我的一位朋友上田池初的话来说，那是“把历史当作史诗来看”了。当时我未能即刻有所感悟，而今想来，确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遥想十五岁那年，我怀着对逝者的敬畏与崇拜战战兢兢地来到百度真田幸村吧时，又何尝有过占据史料，著述史论的念头？人们为何要选择历史作为借鉴崇拜的对象，我昔日的导师湘合枫有句话说得好，那是“历史说到底是一种获取人类以往经验的方式，而且比文学要正式那么一些”。但在彼时我们的心目中，历史与故事之间，却何尝有丝毫之差别？

若是非要深究那一时期我们的思想，那我也只能说，历史初学者因为所读书籍的影响——那多是艺术色彩较为浓厚的演绎之作或者通俗浅显的人物传记——这类作品总是容易附带较多的感情色彩，常以人物或势力为轴心，其他万象都围绕着它旋转，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夸大个人情感对于历史进程的影响，可以描绘戏剧性的情节发展。这样的书看得多了，加上年轻人的血气上涌，不免有些飘飘欲仙之感；直到了解深入，才发现旧的史观实在误己不浅，不仅于把握人心、归纳总结历史发展的特征与规律无益，反而阻碍了自身的进步，蒙蔽了智慧的双眼——用那样的方法来探究问题，则不免如昧行于夜，离道理愈来愈远了。

一段时间过去，上杉谦信就再没有这么“好运”了。随着阅读的深入，他的形象在我心中一落千丈，而我对于历史的爱好也由此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那一时期——大约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我一直修业于战联的真田家（现已退出联盟），受真田家督真田豪先生的作品影响很深。有时看见要求加入真田家的新人，策论文章中也常有以上杉谦信为主题的，只是大多泛泛而谈，空搬出一个“义”字，既不能紧紧扣住，也不佐以史料相印，通篇便似写情书一般将赞誉抖下来，我看了只摇头苦笑。有一回，真田豪先生留言驳斥了作者的说法，提出许多针对性的观点，旗帜鲜明地举出了许多上杉谦信性格中诸如残暴等不尽如人意的方面。已经听腻了同一种意见的我顿时惊为天笔，从此便更加留意反面论调，而真田豪先生亦常有言及；久而久之，我对谦信的印象急转直下，到了逢人便要数落其短的程度，惟恐论述不够特立独行，也不管措辞见识是否得当，只道这样便是不落于俗套——而那位始作俑者的真田豪先生，在我心里也给贴上了“不喜欢上杉谦信”的标签。

后来一直到我在战联的第三年，亦即2008年时，这一情形才得以改变。当时我为驳斥信长之野望吧一位爱好者对于上杉谦信的全盘肯定费尽心思，他却仍旧是冥顽不灵，足教我绞尽了脑汁也始终不屈。我无计可施，只有来到真田家询问是否有其他可以为支撑的历史资料，并开门见山地要“不喜欢上杉谦信”的真田豪先生为我解答，却不料他登时便予以否认，说他对于此等历史人物谈不上什么好恶，只是觉得长久以来一直标榜的所谓“仁义”云云确实失之偏颇而已。

我不禁愕然。追思往事，大有遗憾之感觉。看过的史论已然不少，自以为对各家之言都已经烂熟于胸了，但自己的思想却何尝不是被困在其中，不可自拔了！到了这一时期，爱好者们看的已不再是少数浅显的人物传记，而可能涉及各式各样的史论专著；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却始终难以摆脱人云亦云的苦恼。历史知识获得长足进步之后，我们已经懂得运用史料来辩论解释问题，但从不是真正通过充分占有史料来得出自己的认识与结论。就好像我之前那样，先定下论调，再去寻找史料依据，无异于本末倒置，充其量不过是逞了口舌之利。回想起那一次信长之野望吧的辩论中，无论是赞美抑或毁谤上杉谦信的我们，看似严谨的背后，依然是感性与盲从主导了意识；那样的研讨与探究，终不能解决彼此的疑惑，辩论到头，我们也只不过是各自为了心中的一口气辩论了，徒劳了心机而已。

如此一路走来，不可谓不曲折蜿蜒。在后来也尝试作了一些镰仓史的人物介绍，愈加深感把握人心之困难。想到参议阁下所言的“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不免唏嘘。曾经羞愧不已，但到了现在，我却认为那一切都无须遮拦；因为从历史爱好的发展来看，那都是必经的阶段——用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的话来说，叫作“一个壮年人，不要睡摇篮，便认为摇篮是要不得的事；但在婴孩期，让他睡摇篮，未必要不得。”现在站在全新的高度回望过去的两座山头，却又哪里是毫无价值的呢？须知万丈高楼，起于平地；为山九仞，方有一篑之机。在“历史崇拜”阶段中，我们被英雄主义的情怀牵着鼻子走，以致忽视了历史发展的其他客观方面。但是以英雄主义作为历史观形成的起点，其实是不错的；这也正应了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他讨论历史学价值的著作《为历史学辩护》导言中所说的：“历史的魅力首先触发人们对历史的兴趣，继而激励人们有所作为”，“单纯的爱好往往先于对知识的渴求”。现在的我当然可以选择责备那些华而不实的影视游戏，将神佛般虚幻的上杉谦信们植入我的心里，造成我追求真理的障碍——但若是没有他们的引领，现在的我又何来此种念头？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情结并为影响青年人生选择与路径的重要因素，其作用可以是积极的、深远的；即使在学术思想的形成过程中，英雄主义亦非洪水猛兽，只要善加引导浇灌，也必能开出理性的花朵。

至于后一个时期，则更加有所建树。现在网络上多数的业余爱好者们都处于这一阶段；而由于在这一阶段之中，我们心中会产生强烈的表达欲，常常引发一些争论出现，故此我总结为“历史辩论”阶段。在“历史辩论”阶段中，英雄主义的情绪已不能在脑中占据主动——纯粹对历史英雄的景仰已经无法满足我们的胃口，于是开始追求更高层面的精神享受，乃至于接触历史学的概念本身。渐渐地，严谨、冷峻的思维开始登上舞台，为理性的到来铺平了道路。或许在对于未知世界的探索中，我们仍然会臆断、冒进，容易不明就里地跟从潮流，但论从史出、以史料为尊的精神却已经初步形成，明白在历史学的探究学习中，占有史料的多寡往往会造成决定性的差别——这种一切从史料出发的考虑是在何种条件下都值得肯定的，是不同于之前以主观演绎作为得出结论之主要方式的“历史崇拜”阶段的。

但发展到此显然还不能算是一个完美的结局；虽然历史知识的积累至此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提高，但历史学科最具智慧的思维方法却远未为我们所知。培根曾经言道：“读史使人明智”，今天的我们又怎能入宝山而空手回？因而在这两个阶段之上，我还想要提出一个“历史探究”的阶段。就我平时所见的一些达者来说，这一时期的爱好者们在面对未知的疑问时，已经会尝试自主搜集多方面的著述，乃至于第一手的资料，以求得出属于自己的结论；纵使不能如愿，他们在面对既有的结论时，亦不满足于言听计从，而会进一步去寻找著者立论之基础，来作自己的判断。

譬如坂本太郎《日本史概说》中的一句“在杀伐无常、狂争乱斗的诸国武将中间，上杉谦信以尊神佛、重人伦、尚气节、好学问的高节之士见称，令人感到不愧是混乱中的一股清新气息”，经由战联今出川公艺先生在《越后之龙上杉谦信》一文中引用后，从此广泛出现在各类介绍上杉的网文中。然则作为近代的史学者，坂本太郎如何能下这一结论？那自然是因为有前人的文献资料流传。依然在《越后之龙上杉谦信》的上下文中找寻，我们便可以看到与引文同时出现的还有两段上杉谦信同时代人对其的评价之语：一条是北条氏康的“晴信、信长之辈，都是说一套，做一套，不足以托赖。然而辉虎殿下不同，受人之请，必忠人之事。我死后，诸国中你可以依靠的，舍此无人”，另一条则来自太田资正“谦信公之人品，八分乃贤者，二分为恶人。恣纵怒气，行事怪异，是为其‘恶’；除此而外，勇猛而无欲，清静而无邪，廉直而无私，明敏好察，慈惠待下，喜闻人谏等，是为其‘善’。虽有微瑕，不足掩其辉，实乃绝世罕有之良将”。这两句当时当事人的“口供”无疑为“办案”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与此同时，太田资正之语更为我们拓开一条新的道路。于是经过查找之后，“恣纵怒气”的怪异行径开始浮出水面——除大家熟知的“扇打成田”之外，尚有坊传的“堺町杀宿主事件”以及《景胜公一代记》中所载的“柿崎氏通敌事件”等等。这些史料环环相扣，有的彼此印证，有的相互抵触，探索与发现的乐趣便如此藏在其中，等着我们去体验。在反复取证的过程中，历史学的思维也得以进入我们的脑海；与前两个阶段完全不同的收获所得，就这样在我们的身边浮现。

但是，史料的价值与乐趣还远不止于此。我们知道，文献资料的出处不尽相同，则可信度更加参差不齐，譬如上述提到的两则，《景胜公一代记》的史料价值就明显高过坊传的内容；至于史料的去伪存真、虚虚实实，各种变化繁纷交杂，若是精通利用之法，不仅能发挥其最大价值，更兼妙趣横生。又以之前太田资正说的那一句话为例子：通过继续查询资料，我们可以得知这句话出自江户幕府时期馆林藩士冈谷繁实的《名将言行录》。馆林藩始于德川四天王的榊原氏，当时处于毛利氏分支安元一门治下，所以基本可以排除其言语中刻意维护先人的可能；只是它的成书年代距离战国时代已久了，《名将言行录》更非一部严谨的历史书籍，常有兼信各路野史传说的情况存在，所以真实性依然存疑。但纵使抛去此书对于战国时代的研究价值不论，假设它全然是一部伪书，我们仍可以将它作为研究江户时代武士思想的第一手资料使用——即最迟在江户时代，上杉谦信高风亮节的形象就已经树立起来，从而排除了这一形象是后来日本军国主义为政治宣传而刻意抬高产生的嫌疑。

其他诸如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之类的东西，大家在学校课堂上想必已然够受，若再赘言，反要使得“爱好”二字失色了。其实挖掘至此，作为爱好者的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再要往下深究，那便是历史学者的领域，非我辈的时间与精力可以达到了——但历史学思维中的精华却可以全数收进，以为我们人生哲学之补充。通过这样有机地将史料以一定的法则排列起来，我们已经能够逐步认识一个历史人物最接近真实的面貌：从横向，人物特征渐趋丰满；从纵向，其性格发展的轨迹也一目了然。这些探究方式不论是对于古人今人，乃至于身边之人，都是一概适用的；如果真正能够理解了历史学思维的精华，那么即使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能长久地保持理性冷静的头脑，从而立于不败之地——因为历史学者们早已说过，历史与现实是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