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我的世界

我从前很崇拜鲁迅。甚至于因此，很想到他在上海的墓前长跪叩头，以贴近他的伟大。后来我真的去了，倒没有叩头，因为从前的那种崇拜，早就变成了怜爱。我为他感到心疼。我心疼他经历那么多生离死别，却终未看见应许的光明；心疼他兄长般地体贴青年，却被别有用心地塑造成不可亲近的金刚；心疼他一生真诚思考，却被人用作宣传盲从的工具。然而有一件事我始终没有明白，即：鲁迅是为什么写文章的？真是为了那所谓“启蒙”吗？他确实这样说过，但也反对过。那么在他心里，这种“启蒙”究竟是什么呢？

我早对这个问题有过片面的了解。我知道鲁迅的“铁屋理论”，是他自己在《呐喊》的序言里说的：

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被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回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2]

从这里已经可以明白地看到，鲁迅对于《新青年》，对于文学革命抑或其他的革命的态度，与他的“革命同僚”们是不一样的。一言以蔽之：他不相信那“革命”会有效，或者更进一步，不认同那“革命”是正当的。他甚至绝望地以为，不明就里的人，睡死了也很好。这样的想法在鲁迅自己，还有一段更著名的表达：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3]

可是他的话这样说，却为什么竟要和他的“同僚”们一道去惊醒一个个梦中人？难道他很享受做一个观众，去看这些惊梦的人在世间的苦难，以此为消遣吗？我想，恐怕不是的。他不但承认作《呐喊》时有“故意的隐瞒”[4]，而且不待人家的指责，已经透彻分析了自己：

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5]

实际上，鲁迅这样热爱青年。他看得明白：自己也好，钱玄同们也好，其实并不深知道醒后的路。然而钱玄同们愿意用自己的性命相抵，鲁迅却不忍以别人的人生相搏。在他眼里，这一批批给刽子手屠杀的灵肉就是由他们这些人递上去的。他深化了青年的不幸，青年却反过来崇拜他，我想这于鲁迅而言，大概也是一种折磨。

但他仍然去做了。鲁迅作了《呐喊》，以增益文化运动的效果。他同这场运动的其他旗手一样，尖厉地呼唤文化革命的到来。他看起来满怀信心地引导他的读者：“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6]、“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7]。不仅如此，他还为十月革命的成功引吭高歌：“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8]可一旦对比前面的言论，又仿佛觉得他这呐喊如此虚假。难道鲁迅当真这样虚伪，想一套，却说一套吗？

可能确实如此的。他自己坦白：“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9]除此之外，鲁迅非但在入伙前对“新文化”并不感冒，就在“运动”进行中的1920年，他还给在日本的朋友宋崇义写信说：

今之论者，又惧俄国思潮传染中国，足以肇乱，此亦似是而非之谈，乱则有之，传染思潮则未必。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思潮，甚难移植；将来之乱，亦仍是中国式之乱，非俄国式之乱也。而中国式之乱，能否较善于他式，则非浅见之所能测矣。

要而言之，旧状无以维持，殆无可疑；而其转变也，既非官吏所希望之现状，亦非新学家所鼓吹之新式；但有一塌糊涂而已。[10]

其中流露的除了悲观、失望，还有对“运动”结局的那样清醒、透彻的认识。他甚至在笔端暗示出对“救国保种”必要的怀疑，如：

一个人死了，在死者自身和他的眷属是悲惨的事，但在一村一镇的人看来不算什么；就是一省一国一种……[11]

试问，这样的人怎么可能真的像一个激烈的老愤青那样，全身心地投入去指责这个、指责那个，挑明一些浅薄的道理，以为确实可以拯救世界呢？一晃十年过去，在运动归于沉寂的三十年代，他并不讳言当初自己感情的作伪：

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12]

事情由此已经很明白了。我想，鲁迅非但不是一些人口中所谓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反而可能是其中的“叛徒”与“内奸”，他和陈独秀等人也始终不是一道的。他的《呐喊》只是空喝，喝给别人看的——实际上，鲁迅的内心自有他对这些“新观念”的疑虑；从留日回国以来，历经狂热、失望到绝望，我想，鲁迅对于这些外表光鲜的新事物的厌倦与警惕，已经完全不下于他对旧世界的决绝跟痛恨。

所以我一直捉摸不透，他到底有什么理由说服自己和陈独秀、钱玄同们站在一起，同他们一道为新文化助威，包装自己早已不再信任的理想去“忽悠”懵懂的青年。要说鲁迅卑鄙，可偏偏他别的想法又那样真诚，注定了不是一个出卖理想支取生活费的笔匠。然而这一次借着读王晓明老师《鲁迅传》的机会，我重新了解了鲁迅前此的人生，却突然领悟了一种可能：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难道鲁迅正是这样来反对自己，以此反抗自己的绝望吗？

这样想，似乎就畅通起来了。我想起“铁屋理论”的最后，鲁迅是这样说的：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13]

王晓明老师说，鲁迅是用“即使太阳已经从东边升起了一万次，也不能说明它明天就一定不会从西边升起”的推论来说服自己投身《新青年》的。然而读到这里，我却几乎可以确定，鲁迅其实并不比相信钱玄同的希望更相信自己的绝望——或者说，他在不信任“文化革命”的同时，也本能地抵制着自己的“必无的证明”。如他自己所说：

不过我却又怀疑于自己的失望，因为我所见过的人们，事件，是有限得很的，这想头，就给了我提笔的力量。[14]

可是，既然确信“必无”，为何又要怀疑？既然怀疑“可有”，怎么又会提笔？归根结蒂，原因可能出人意料地简单：因为“可有”的那一面所描绘的未来，毕竟比“必无”的那一面来得美好！所以他才会对自己的思想有那样分明的取舍，纵使天衣无缝的论证，他也要搞出些瑕疵，“因为我所见过的人们，事件，是有限得很的”；而他真切的体会，流一点出去，就叫“传染给别人”。到了最后，就变成：

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至于何以如此，则我已在《呐喊》的序上说过：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15]

“黑暗”与“不能确知正确”的组合，成了鲁迅怀疑自己的“必无”的最简单，又最致命的原因。相比之下，他在另一面却轻浮得多。对于笔下的观点，“只要意见不很相反，我的力量能够支撑，就总要勉力写几句东西”[16]，原因是“人生多苦辛，而人们有时候极容易得到安慰，又何必惜一点笔墨，给多尝些孤独的悲哀呢？”[17]而对于文化革命的那些战士们，他又说“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也来喊几声助助威罢。”[18]我想，真正吸引了鲁迅，让他轻易就能去遵从和实践的，恐怕正是这种想头的“不错”，而不是那想头本身吧。

是的，也许太阳从充满绝望的东边升起了一万次，但我也没有看见一万次，我统共不过看见了一百次，怎么就觉得太阳不能从欣欣向荣的西边升起了？想到这里，我陡然感到满目的凄哀与悲凉。他是在用行动反对自己，用粗糙、盲目的实践来反对自己敏锐、先见的洞察。大抵在某一个瞬间，鲁迅还曾经想过：如果文化革命做成了，不就证明了自己的“必无”是错的吗？心知世界已不再运动了，却还要去推一下，万一动了，岂不欢喜。天！他身上究竟凝聚了多少孤独和绝望的折磨！

我把这些告诉璐妍。她突然对我说：“我还是不想你去做学者了。”我讶异地问原因，她答：“我不要你也变得那样绝望。”我默然。她大概是想起了我之前对她说过的另一句话：当今世界的每一个民族主义者，多少都有帮助自己的国家掠夺他国的人民；而每一个国际主义者，可能都在欢迎外国人前来奴役自己的同胞。也许我不该把这些同她讲，就像鲁迅从来不把自己掏给青年一样；然而我无力隐藏得像他那么深，大约我的脊梁比他软，颓唐却比他多吧。

我们眼前的这个世界，正是鲁迅那个时代以来又一个绝望的巅峰。我们能看见鲁迅所知的一切绝望——而鲁迅在那个时代没能看到的，我们也全然知道。譬如那个他终于欣慰的“俄国式之乱”，最终被证明只是一个血腥的笑话；而两次世界大战以来，人类自始至终只在表面上赢得了自由与和平。要不了多久，象征人类社会最好的美梦的“第九条”可能就会从日本宪法上消失，这个耳光将敲醒更多还在沉睡的人。人们依然没有找到共同走向未来的法门，彼此结成团体，在一村、一镇、一省、一国乃至全世界的舞台上相互倾扎。

我常常想，大概人类也不过如此了。他到底只是自然界的一种生物，而非超然物外的新存在。那么像杀戮、掠夺、排挤、侵占这样生命最本质的力量或许终究不可磨灭，世界也不会真的“变成美好的人间”。如果鲁迅真觉得中国可以灭亡，那人类的绝灭对于世界而言，怕也算不上什么吧。但我自己却又相信，见多了黑暗，却不满足也不自逐于黑暗的，才是真的沧桑。生而为人，不能力挽狂澜，实在也很无趣。也许这是鲁迅的矛盾在我身上得到了重演，但我却唯独不愿像他一样歌颂世界“积极的一面”，因为现在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已经多到令人觉得别有用心，不会缺少我的一两次转发了。

噫！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1]文中对鲁迅作品的引用多有参考王晓明著《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第七章，特此说明。
[2] 《呐喊》自序，1922。
[3] 娜拉走后怎样，1923。
[4] 《自选集》自序，1932。
[5] 答有恒先生，1927。
[6] 随感录·六十六，1919。
[7] 不满，1919。
[8] 随感录·五十九，1919。
[9] 两地书，1925。
[10] 致宋崇义，1920。
[11] 随感录?六十六，1919。
[12] 《自选集》自序，1932。
[13] 《呐喊》自序，1922。
[14] 《自选集》自序，1932。
[15] 两地书，1925。
[16] 写在《坟》后面，1926。
[17] 同上。
[18] 《自选集》自序，1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