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说20世纪初胡适与鲁迅的社会改良思想

胡适与鲁迅是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两个大人物。他们都做过教授，也做过官，名字常常与那时风起云涌的革命大潮联系在一起，然而他们却都不是革命党人——胡适从来不赞成暴力革命，鲁迅虽然与左派来往，但和后者在改良思想上也大有一番距离。总体而言，在如火如荼的革命救国大潮中，他们的反应都略显冷淡和悲观，却造化弄人似的被推到斗争前沿，后者更成为所谓“斗士”。他们的境遇颇多类似，改良思想自然有许多共通之处，但仍旧多有不同；这些观念散见于他们的作品中，稍假品味，便能略知他们的真心。而所以选20世纪初年（尤其10、20年代）来说，在于那时他们刚刚回国参与政治，思想还比较纯粹，较少参杂后来现实政治的沧桑与作为公众人物的无奈；而从他们后来的表现看，他们的处事原则实际在这时期便已形成了。

在说胡适和鲁迅之前，不妨先看看那时的革命乐观主义。最出彩的是谭嗣同，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然后就怀着这种浪漫，壮烈牺牲了。后来的国共两党，在这一面上也都是乐观的——毋论其党员在具体生活中究竟怎样，至少从整体看，他们分别相信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等主义归根结蒂可以救中国的。这就是一种乐观，一种“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但“同志一道努力，革命总会成功”的乐观。究其原因，则在于各认为自己掌握了社会改革的真理，所以未成功者，不过暂时没能转成现实罢了。

然而胡适并不这样想。1919年，他看见李大钊等人在政治讨论中对具体的问题闭口不谈，却总爱扯什么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竟颇为恼怒，于是撰写《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发表在《每周评论上》，其中说道：

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1919）

很显然，就当这一点，他已同许多当时所谓的革命者们分道扬镳了。后来在1922年6月《努力周报》第7期上发表的文章《这一周》里，他更是要明确表达自己的渐进改革立场了：

我们是不承认政治上有什么根本解决的……不存大希望，也不致于大失望。我们观察今日的时代，恶因种的如此之多……决没有人可以充分满意的大改革。……只有一个‘得尺进尺，得寸进寸’的希望。（1922）

这种考量有它的道理。其中的核心就在于“‘得尺进尺，得寸进寸’的希望”，它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少谈理想，多办事情；第二，不论将来，专注眼下。这首先体现了他哲学上实验主义的倾向，即注重“具体的事实与问题”，“不承认根本的解决”，而不是像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热衷于危险的抽象和普遍的观念之中”；其次，这种认同一点一滴的进步才是真正进步的观念，在我看来，还包含了社会改良的立场问题，即：将来的美好与现在的人是无预的，出于长期的利害而作有限的让步当然可以，但如果罔顾这一代人的权益和社会现实，专注议论将来看不见的美好，那又何以保证这种美好不被世代罔顾下去，而只成为一种画饼充饥的空谈，或者虽经实验而破产，终于“大失望”呢？

胡适眼里自有妥帖的“得尺进尺，得寸进寸”的做法。早在他留学美国时，就曾经给朋友写信说，正确的道路是侧重教育，培养人才；他认为，尽管在严重危机的时代，这种提议缓慢笨拙，但在国家或世界事务中并无捷径可走，缓慢笨拙的计划将是唯一可行的解决。他的态度是：“无论怎样，让我们教育人民。让我们为未来世世代代的建设打下基础。”总而言之，这种对未来估计谨慎，拒绝“主义”膨胀的乐观而希望从小处着手的态度，就是胡适对社会革命的基本看法。则他的后来写《文学改良刍议》等等，自是这一路线的衍生了。

如果说胡适对社会改良的态度基本还是清晰、明朗的，那么鲁迅的态度就更为混沌和黑暗。他在留日时当然有过一段慷慨的时期，但最初伴随他投入新文化运动中的，却是一个“铁屋理论”，即他在《呐喊》序中写的：

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被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回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呐喊》序，1922）

从这里看似乎还不明了，但一年后，他又在他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里说：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娜拉走后怎样，1923）

这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他在内心深处对于陈独秀、钱玄同这帮人搞的“文学革命”并不以为有效，或者更进一步说，不认同那“革命”是正当的。因为他以为，他们这些人并不真的“看出了可走的路”，现在就惊醒做梦的人，无非让他们更苦痛罢了，正是对不起他们。四年以后，他还在《答有恒先生》里重新阐释了一遍这个念头：

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答有恒先生，1927）

那既然如此，他又何必惺惺作态，去作什么《呐喊》，以增益文化运动的效果，又同这场运动的其他旗手一样，尖厉呼唤文化革命的到来，谈什么民族的希望、社会的进化论和十月革命的成功呢？

我想，如果社会的由坏转好、从“不是人过的”到“人过的”真是一种希望，在胡适看来是“得尺进尺，得寸进寸”的，那对于鲁迅而言，最贴切的描述就该是“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是鲁迅在《野草》中所引裴多菲的两句诗，也是他从事社会改良活动的真实写照。

为什么这么说呢？不妨回头看“铁屋理论”的最后，鲁迅是这样说的：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呐喊》序，1922）

鲁迅是从他的经验和对人性的观察得出“革命无用”的绝望结论的，但他何等聪明，当然知道这不是严密的论证，因此这绝望仍有隙可乘。个中玄机，十年之后，他又在《自选集》自序里再次提到：

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不过我却又怀疑于自己的失望，因为我所见过的人们，事件，是有限得很的，这想头，就给了我提笔的力量。（《自选集》自序，1932）

我认为鲁迅的自述是真实的，因为纵观前后，能够从他的文字中寻觅到他心情的脉络。王晓明老师在他的书里说，鲁迅是用“即使太阳已经从东边升起了一万次，也不能说明它明天就一定不会从西边升起”的推论来说服自己投身《新青年》的，但我想，这不单是东西边孰真孰假的问题，而是西边的太阳比东边好的问题。原因就在于《自选集》自序里另一段表达：

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至于何以如此，则我已在《呐喊》的序上说过：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自选集》自序，1932）

鲁迅坦诚自己常有骗人之处——至少是隐瞒，那原因在于他“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黑暗”与“不能确知是否正确”的组合，成了鲁迅怀疑自己的“必无”的最致命的原因。相比之下，他在面对另一边的思想时却轻浮得多。对于笔下的观点，“只要意见不很相反，我的力量能够支撑，就总要勉力写几句东西”（写在《坟》后面，1926），原因是“人生多苦辛，而人们有时候极容易得到安慰，又何必惜一点笔墨，给多尝些孤独的悲哀呢？”（写在《坟》后面，1926）而对于文化革命的那些战士们，他又说“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也来喊几声助助威罢。”（《自选集》自序，1932）所以我想，真正吸引了鲁迅，让他轻易就能去遵从和实践的，恐怕正是这种想头看起来的“不错”，而不是那想头是否真的值得信赖吧。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鲁迅是看透了绝望，横竖绝望与希望一样是不确实的东西，那为何要相信自己先前绝望的判断，而不信人家希望的号角呢？我想这种对自己先前对人性之洞察的强行反对，就成了他参与社会改良运动的原初动力。而这种动力在之后变得愈加执拗，使得他不论经历北京政府的各种风波、兄弟反目还是“清党”的挫折，都一次次要寻找新的反抗绝望的“支点”——跟现代评论派打笔仗也好、跟左翼文人站成一列歌颂俄国革命也好，他都要重新起来战斗，仿佛这就是人生唯一的价值。直到生命的最后，他才终于想起，原来“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这也是生活，1936）。

言归正传。在改良社会的问题上，胡适与鲁迅确有不少相似的地方。譬如前面提到，在辛亥革命以后，全国“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的关头，他们的看法都显得悲观。那时鲁迅是在国内，还接受过革命党的委任，但很快失望。最终他看来看去，得出这样的结论：

今之论者，又惧俄国思潮传染中国，足以肇乱，此亦似是而非之谈，乱则有之，传染思潮则未必。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思潮，甚难移植；将来之乱，亦仍是中国式之乱，非俄国式之乱也。而中国式之乱，能否较善于他式，则非浅见之所能测矣。

要而言之，旧状无以维持，殆无可疑；而其转变也，既非官吏所希望之现状，亦非新学家所鼓吹之新式；但有一塌糊涂而已。（致宋崇义，1920）

无独有偶。胡适在美国关心中国局势，他的结论是：

中国的民主……仅是名义上的，近两年来，这个国家没有议会、省立法机构和地方议会。没有政党、出版和言论自由。（1914）

而因为当时中国远不具备实行共和制的条件，“即真得共和矣，亦数十人之共和，而非民国之共和也”（1914）。

而对于胡适并不感冒的那些革命“主义”和乐观精神，鲁迅也并无什么热情。即便他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上海参加左翼团体的活动时，心里也常常不以为然，如一次送走一位互济会的来访者时，他对朋友说：“这人真是老实，每次来都对我大讲一通革命高潮。”表现出他对所谓的革命，并无太大的乐观。而对于革命“主义”在将来的许诺，他说：

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倒是梦。但是，万不可做将来的梦。阿尔志跋绥夫曾经借了他所做的小说，质问过梦想将来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家，因为要造那世界，先唤起许多人们来受苦。他说，“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有是有的，就是将来的希望。但代价也太大了，为了这希望，要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灵魂来目睹他自己的腐烂的尸骸。惟有说诳和做梦，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就是梦；但不要将来的梦，只要目前的梦。（娜拉走后怎样，1923）

尔后在《野草》中，他又特地写：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影的告别，1924）

这里“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倒是梦”，部分说的是他自己。而那“不要将来的梦，只要目前的梦”的观念，与胡适的“得尺进尺，得寸进寸”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或者说，鲁迅从他对绝望的背离出发，得到了一种与胡适类似的结论——社会改良应从改革现状着手，而不从“主义”、“大局”着手。除此之外，他们在对现实政治失望之时，退守的方向也一样是文化和学术。在北京政局混乱的时代，鲁迅选择在绍兴会馆研究古碑；而后来失意到了上海，也曾几次想要回去做学术，还劝朋友说“大可以趁此时候，深研一种学问，古学可，新学亦可，既足自慰，将来亦仍有用也”（致台静农，1933）。这里的“深研学问”、“亦有用也”，不失为对自己过度投身社会活动却无功而返的一种反省，而倒向胡适决心“不谈政治”，用心学术，以文化教育为“尺寸之进”的那个观点去了。

他们的这些相同点恐怕与他们经历的相似有一些关系。他们的年龄差距并不很大，不过十年；此外，又都出身官宦家庭，后来没落；他们儿时都接受了传统教育，也因为兴趣拓展了中国小说的视野；紧接着，又相继在不宽裕的条件下离家接受新式教育，最后留学。所区别的，在于胡适的机遇较好，毕竟上海开埠最早，是新式教育最兴的地区；而鲁迅在南京所上的江南水师学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乌烟瘴气”，更有高年级霸凌学弟、不同专业间相互打架的学风。后来，胡适远走高飞，到世界最顶尖的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读书；而鲁迅只能到仙台医专，延续他从小到大所受到的轻蔑和歧视。但我想，正是这点区别造成了鲁迅和胡适在社会改良层面的最大的不同——即胡适的法治倾向和精英主义，以及鲁迅对人性始终的怀疑和不信任。

对于胡适而言，他曾经在美国组织过一个中国学生研究美国和欧洲政治的小组，亲身体验过美国总统选举和争取妇女选举权运动的理智和井然有序。正因为有这种实际的体验，他才能在始终混乱的中国政局中保持肯定的态度——这种肯定，就是对现代政治的民主精神和法治的肯定，所以他才可能既反对武装倒袁、又反对国民党专政、还反对共产党造反——因为在他那里，非法的且并不成熟的暴力革命是一种毫无结果的浪费，它不是解决中国的真正问题：如疾病、愚昧、贪污和混乱的办法。是以他对近代中国的革命者，总怀抱一种同情而不赞成的态度；在他眼里，现代政治制度和人的理性是可以相信的，因此社会改良的正途乃是民主法治，而非一意抗争。

相比之下，到日本学习的鲁迅远没有这么幸运。他青少年时代求学的经历几乎是一部受轻蔑的历史：绍兴人对外地人的轻蔑、绍兴人对家道中落的鲁迅的轻蔑、教员对学生的轻蔑、满族少年对汉人的轻蔑、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轻蔑，无休无止。除此之外，那一时代的日本，就思想和政治制度的先进和开明而言，与美国还相差甚远。可以说，鲁迅的一生见多了人的丑，却没有像胡适一样遇到令人尊敬的师长、看过有效的民主政治。在日本只有一个藤野先生，还相聚很短，更多的是日本学生的嘲讽和中国人的麻木不仁在刺痛他的神经。他不仅没体验先进政治的和谐，对人的信心还整个败坏了，因此只知道绝望和背着绝望的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他还在倾诉心目中人性的丑陋，以为不把人性作彻底的改造，则他一生所做的“启蒙”都是无谓：

暴露者揭发种种隐秘，自以为有益于人们，然而无聊的人，为消遣无聊计，是甘于受欺，并且安于自欺的，否则就更无聊赖。因为这，所以使戏法长存于天地之间，也所以使暴露幽暗不但为欺人者所深恶，亦且为被欺者所深恶。

……

暴露者只在有为的人们中有益，在无聊的人们中便要灭亡。自救之道，只在虽知一切隐秘，却不动声色，帮同欺人，欺那自甘受欺的无聊的人们，任它无聊的戏法一套一套的，终于反反复复的变下去。周围是总有这些人会看的。（朋友，1934）

另外，在哲学上，胡适是咬定美利坚的国学——实用主义来辨析别的思考的；然而鲁迅却更多细腻的反思，其中的一部分很接近现代的哲学，尤其临终前的几篇散文，颇有存在主义的倾向。也因此，鲁迅怕比胡适要承受更多踯躅和痛苦，也更不能像一个普通的、激愤的革命青年一样，纯怀着一颗爱国心就横冲直撞，无往不利。然而他们都是勤于反思，善于发现问题，长于批评现状的人，也正因此，他们才不被革命党们强有力的“主义”虏获，而真正成为一个行动的革命者；相反，他们审视各种眼花缭乱的名目，挑出其中的毛病。比如胡适对世界主义与爱的问题上曾费过较多的笔墨，而在1933年3月2日的日记中，还对中国人的浑浑噩噩愤愤写道：“中国不亡，世无天理。”鲁迅也早在1919年就在他的《随感录》中表现过对“救国保种”的低调怀疑：“一个人死了，在死者自身和他的眷属是悲惨的事，但在一村一镇的人看来不算什么；就是一省一国一种……”（随感录六十六，1919）他们对当时流行的爱国和民族主义都没有理所当然的盲从；大抵人在哲学上走得远了，在旁人看来，就真好像忘了本，连“做人最起码的东西”都丢了一样。后来毛说：“知识越多越反动。”从这一点上看，也算有一些回味了。

（部分引文转引自周明之《胡适与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及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因不是正规学术论文，未作标注，请读者自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