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儒家社会近代化的思考

按：本文是2011学年春季学期“社会学经典导读”课的课程论文。

摘要：20世纪30年代，当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在他的《中国近代史大纲》首次提出他的近代化史观。20世纪中叶，随着费正清的“出口转内销”，中国社会的近代化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史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焦点问题。那么究竟什么是近代化，近代化等不等同于西化，资本主义是不是近代化的唯一形态？笔者将从个人的阅读与体验出发，作一点浅显的分析。

关键词：资本主义 儒家社会 近代化 社会主义

19世纪初期的中国，一场严重的社会危机已经悄然迫近，执牛耳的官僚与士大夫们却犹在梦中；所有人都还沉浸于中华帝国最后一个王朝的余晖，神州大地虽有些许异样，却无伤大雅。人们对传统的理学道统仍然抱有强烈的信心，至于身边的种种黑暗与不公，他们并不质疑既有的伦理，而归咎于它没有被权力者很好地贯彻——如果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突如其来的猛击，这种思想不知道还可以蔓延多久——也许不久，也许很久，但似乎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不会就这样走上开放、走上改革、走上近代化的道路。

这种近代化的历史观始于上世纪初的中国。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的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

20世纪30年代，当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在他的《中国近代史大纲》中写下这样的句子时，中国人对所谓“近代化”的观念还很懵懂。我们学习过西方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乃至思想文化，却从未将这种种全部统合成一个词，也即“近代化”：那么什么是近代化？近代化是否就是前此所谓的西化？近代化对于中国毕竟有什么意义？随着时间流逝，这些问题逐渐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但直到蒋廷黻的学生费正清将它包装一番，从而“出口转内销”之后，它才真正成为中国近代史的核心问题。

现在，近代化史观几乎已成中国近代史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即便中学生的历史课本，也无处不见它的阴影；那么究竟什么是近代化，近代化等不等同于西化，资本主义是不是近代化的唯一形态？笔者将从个人的阅读与体验出发，作一点浅显的分析。

一、近代化不等于资本主义化

长期以来，中国的历史学与社会学界机械地遵从卡尔·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一面将中国过去两千年的儒家社会曲解成“封建社会”，一面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及“资本原始积累”等西方社会近代化的标准照搬到中国社会，接着证明中国在宋明等王朝确实存在资本主义萌芽的诸要素，从而论证中国有能力自发地迈入近代化的门槛。笔者无意指责以上研究中是否存在所谓的“文化自卑”心理，但已经或多或少地折射出一个现象，即：我们已经默认地将资本主义化与15、16世纪的以来的世界近代化道路等同起来。对于近代化的考察与对于资本主义化的考察几乎成为等价的问题，后者从而取代了前者的位置，成为学术界研究的实际核心。

对于这样的观点，笔者并不能够苟同。实际上，自有史以来，中国与西欧诸文明一道经历了由“古典”而“中世纪”的众多历史阶段（当然，这种说法是建立在“中国存在类似‘古典’或‘中世纪’的历史阶段”这一假设上的；然而中国的“春秋战国”与“西汉以后”这两个历史时期，确实分别具有与西方同时期类似的“文化高度繁荣，社会进步迅猛”以及“意识形态单调，社会发展缓慢”等特征，因此我们也不妨拿来比附研究），东西方文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发展出了风格各异而又独具一格的社会文化。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只有在西方文明中才存在近代化萌芽的种子——而中华文明的溃败则源于它在中世纪文明发展到唐宋那样的高度之后，便长期驻留在中世纪盛期的水平（原因多种多样，此处按下不表）；结果自然是越演愈衰，终于遭到抢先步入近代化领域的西方文明的炮火猛击，连同中世纪的繁荣也全部付之一炬了。

不妨举一个简单的案例。就以罗马共和国来说，在它的扩张历程中被消灭的各个民族与国家——从埃特鲁里亚到迦太基的文明，难道它们都已经全然没有进化的潜力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只不过，罗马出于它独到的文明特色（如地理环境、民族文化、历史变迁甚至发展机遇等等），在古代的历史中占领了先机，从而并吞了周围相对弱小的文明而已，并不能说迦太基的文明活力已经全然断绝。实际上，在文明与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或多或少都存在着这样的力量，它们往往能够扼住时代的咽喉，取得比其他文明更高明的成就，从而将自己的文明成果强势地输出给周边发展不那么迅速的文明。这样的文明，我们不妨称其为特定时期的优势文明：罗马就是古代的一个优势文明，它建立了环地中海的辉煌帝国；中国在漫长的古代以及中世纪都是一个出色的优势文明，它同样辐射出自己的文化，建立了庞大的儒家文化圈；至于近代，西欧文明就一跃而起，占据了优势文明的地位。然而，各优势文明在其优势期的辐射力度与当时的交通水平有密切的联系——所以从前的优势文明，它们的力量不能超出一个限定的狭隘区域；而资本主义的西欧文明当然可以将近代化的“普世价值”推广到全球，但是它在实际上与从前的“普区价值”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只是一种一般的优秀文明成果的推广而已，假使以其为近代化的唯一渠道，不接受其便不能“富强”的，就与北魏的孝文帝把汉族文化当作唯一进步的文化一样，是失之偏颇的。

那么何以近代化在当前的语境里竟成为与资本主义化相等价的提法呢？笔者认为，这实际是一个语言概念的问题，存在一定的范畴错误。我们平时所提的“近代化”，其实已经默认为“西欧的近代化”，因为全世界诸文明本身的近代化可能都因西欧的率先近代化而消去，所以西欧的近代文明作为唯一幸存的近代文明形态，自然而然地也就成为近代文明的代言人。启蒙思想以来，随着“科学”、“理性”等观念的深入人心，近代文明强大的意识形态实际阻止了我们对近代化的考辨与反思；是以惟有在“科学”、“理性”不再万能的当下，随着现代性的进一步发展，我们才有机会对近代化的内容作重新的解释。可以说，没有现代思想的铺垫，任谁也无法自发地把近代文明打回和中古文明、古代文明平起平坐的位置，好好拷问它的来由。

然则近代化毕竟是什么呢？其实我也不能说得很清楚。比较理想主义和浪漫的回答大概就是：人类进入一个与中世纪文明明显不同的，生产力更发达，总体幸福水平更高的社会；又或者是“一个不同于中古、又比中古大大发达的时代”。历史分期的学术语言原本就来自人类的创造，定义“近代化”更是现代文明发展繁荣后的任务；它的语义前途毕竟如何，还有赖于日后的探索与分析。只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尽管西欧式的工业文明是现在地球上硕果仅存的近代化文明，但它绝非近代化的全部，只是抢占了近代化先机的，近代文明的无数种可能的冰山一角罢了。

二、儒家社会可不可以资本主义化

前面已经说明，资本主义化与近代化的内涵并不一致，那么自然而然地便浮现一个问题：中国应该如何实现近代化？可以不可照搬西方的近代化道路？中国近代化的核心价值应不应该与西方的等同？这个问题从被迫打开国门的开始就浮现在中国人的眼前，曾经一度因意识形态的壁垒而被搁置，直到经历改革开放认识差距之后，又重新回到我们的身边。认识这个问题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近代苦难的历史，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当今中国的前进方向。下面笔者将就两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首先，儒家社会能否自发的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个问题的结论相对简单：尽管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写道：“中国封建社会（关于这个的认识问题还是先搁置——笔者）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我仍然认为毛的理论站不住脚，中国的儒家社会并不会自发地迈入资本主义的大门。

西方社会演变成今天我们所见的这个模样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它包括：早期的地理环境对文明路线的影响、继起的文化传统对发展历程的修正、西欧内部多种文化多元并存的有利格局、开放的地理位置帮助其广泛地汲取外部文化的营养等等，更有阿诺德·汤因比的“逆境生成说”以及斯塔夫里阿诺斯“受到阻滞的领先”法则以为左右的补充。前次我们已经论述，资本主义是西方社会独有的近代化文明形态，它并不是世界所有民族近代化历程的同一化的终点。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里，我们始终缺乏一些到达资本主义彼岸的关键性要素：譬如个人主义、理性意识、契约自由以及法治精神等等。这些能够使封建社会或专制社会蜕变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关键性的催化剂，在中国优越而漫长的数千年历史中从未出现，也很难想象能在明清以后的历史中由我们的祖先愈加僵化的思维中萌发。富有良心的儒臣们直到清末——即便熟悉洋务如徐继畲者——他们的理想还局限在中国古典的“克己复礼”乃至“天下大同”。我们仅从华盛顿纪念碑上他的题辞就可以略知一二：

“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

三代是什么理想？按最宽松的论法，大约是公有制的原始民主。可是，他们恰恰不明白，资本主义与他们心里所谓的“天下为公”正是南辕北辙；资本主义社会是私有制的极致——而这种概念几乎绝不可能从中国知识分子的头脑里萌发出来，因为集体主义与公有制的意识形态已经浸淫在中国人的社会理想中，公平压倒了自由，它将带领我们从一开始就走向资本主义的反面。

所以说商业的发达并不等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的萌芽也不代表就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中国继续与世隔绝也会有好的工商业，但不会有资本主义的工商业；中国有可能发展出先进的社会制度，但不会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更何况，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社会进步的惟一方向：是以笔者认为，中华文化的发展程度已经决定中国社会结构自发的演变方向不是朝向资本主义的，而更可能是朝向另一种类似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的。

可是，到这里就面临了第二个问题，也即中国社会可不可以全面地接受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照搬一个完善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现在由许多人对这一进程抱有幻想，但至少在今天看来，笔者认为：前途并不乐观。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当然非常复杂，一时难以理清，是以笔者仅围绕资本主义的一个核心特征，也即“资本主义精神”发表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马克思·韦伯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对“资本主义精神”所作的长篇论述，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了。笔者在前文中也将资本主义的诸精神作为“能够使封建社会或专制社会蜕变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关键性的催化剂”来论述。实际上，支撑资本主义社会的确实是它自己的一套伦理价值体系：天赋的财权、契约的自由、法治的精神，还有后来新教的天职观等等。这些都是使资本主义社会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是资本主义文明区别于其他（可能的）近代化文明的资本主义的本质——而即便在资产阶级价值体系输入东方这么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对它们的领会与西方人相比仍旧存在着显著的区别。这也是改革开放后我们部分试行资本主义的衍生制度（如市场经济）却“橘生淮北则为枳”的重要原因。

就如同考察儒家社会能不能自发地演进到资本主义社会时所要问的一样，我们还是必须考虑：实行资本主义了，中国人就会发现个人主义其实高于集体主义吗？实行资本主义了，中国人就会发现财产权是个人权利中首要要的部分吗？实行资本主义了，中国人的道德观和价值取向就会从“天下大同”变成“利己主义”吗？这个转变很艰难。即便在当下的中国，个人利益仍然是集体利益的注脚：一个在功利主义的压迫下竭力争取个人利益的人，不会被认为是一个成功的公民；法律与规则仍然被许多人认为是刻板无益的教条，而不被视同自己权利的保护者：人们讲究“树挪死，人挪活”，凡事从情理说话，相互“行个方便”、“和气生财”；其他的例子，还有太多太多。这所有的一切都阻挠了资本主义社会（甚至其衍生产品）在中国的正常运行，而要克服它们，我们还差得很远。所以笔者不无悲观地认为，资本主义及其精神价值在中国的接受与推广，不会真的像许多公知所想的那么容易。

三、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前景展望

笔者的社会学功底很浅，而历史学并不长于预知未来的社会形态，是以最后一部分的内容真不知道从何写起，只有歪言两句，与各位同志一起探讨。在笔者看来，眼下中国社会近代化必须把我的核心要点有两个：其一，在于立足国情；其二，在于取长补短。

这两者都是当前社会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社会文化工作的要点，其实已经无需我多言了。我要补充的在于，立足国情，并不以当今所见的为界限。我们所见的不一定能够脱离历史，而脱离了历史，我们所见的也就未必是我们所见的模样。立足中国国情的社会改革，就要深入把握中国社会的固有结构以及中国人的社会心理。资本主义或者其他成熟的社会理论无疑可能是高度完善的社会体系，但强行移植到中国，必然发生许多可以预见或不可预见的问题，是我们必须警惕的。而取长补短，其要义更在于西欧的近代化虽然不是近代化的唯一手段，但西欧文明毕竟是世界历史上唯一实现近代化的文明，无论在速度、高度抑或广度上，西欧文明对近代化的理解及诠释都毫无疑问地超过我们。他们的近代化有过得、有过失，走过弯路，也走过捷径；这些在现代文明初步呈现的今天，我们都已经具有一定的反思能力，必须紧紧把握，以为我们的近代化服务。

中国近代化的有利条件在于，我们的近代化与现代化是齐头并进的。我们近代化的路程已经完全可以做到在大踏步前进的同时，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以及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理性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我们必须充分地利用这一点，时刻反思我们近代化发展中的每一行脚印，谨慎而豪迈地走出一个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道路（当然不必是那个已经在西方冲击下消逝了的儒家社会的近代化可能）。至于中国共产党现在引导这个国家所向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是这样的一条道路，那又是另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了。

参考文献：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著,吴象婴,,梁赤民,董书慧,王昶译.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7版修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德)马克思韦伯(Max Weber)著,(美)斯蒂芬·卡尔伯格(Stephen Kalberg)英译,苏国勋,覃方明,赵立玮,秦明瑞中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罗伯斯克里第三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姚介厚,李鹏程,杨深著.西欧文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