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轩札记：《末代帝国民众的精神状态》

一、新知

1、佛罗伦萨会议与天主教同盟给君士坦丁堡民众带来的思想混乱
（1）混乱产生的原因：末代王朝为争取西欧的军事援助，被迫接受屈辱的条件，承认天主教神学的正确性和教廷的宗教领导权，等于默认东正教教士和信徒一直捍卫的“真理”是错误的
（2）思想混乱的表现
　1）东正教教士和信徒对宗教政策的突变难以接受，强烈反对向拉丁教会屈服（教宗特使莱奥纳多记载称希腊人为“固执其偏见恶念而执迷不悟的民族”、“千方百计陷入错谬之中，执迷于大量的谎言，顽冥不化地坚持分裂”）
　2）许多公开承认教会合并的人，并不真心拥护皇帝的宗教政策（莱奥纳多称“希腊人公开庆祝教会合并，但是却私下里拒绝合并”、“希腊人认为‘将服务于上帝那值得赞赏的荣耀给最高的上帝，但还是不要咏读佛罗伦萨会议这个文件’”）
　3）拜占庭帝国民间对天主教崇拜方式的排斥（联合派贵族杜卡斯的记载）
　Ⅰ、“当基督徒前往告解悔罪时，反对联合派分子就要问每一个人，是否与那些被开除了教籍的人一同施行过圣礼，是否曾偶然听过联合派教士主持的圣礼宣道。如果是的话，就要强制实行惩罚性教规，要进行严厉的惩处”
　Ⅱ、“君士坦丁堡人却躲避它（大教堂），把它视为犹太人的犹太会所，既不来教堂里献祭也不来奉献，更不来焚香祈祷”、“他们都把这个教堂看成是异教的祭坛和崇拜阿波罗的圣地”
（3）混乱的影响：信仰危机和思想分歧瓦解了拜占庭人捍卫帝国首都的意志，引发从上到下的颓废和背叛
　1）反对合并派领袖鲁卡斯大公在目睹土耳其大军逼近时称“宁可看到首都中心区出现土耳其人的缠头巾，也不愿看到拉丁人的三重法冠”（杜卡斯记载）
　2）莱奥纳多称希腊人中到处是“叛徒”、“贪婪的背信弃义者”，“皇帝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恳求他们，希望他们借一点钱给他，但是他们发誓说他们的钱借光了，因为世事艰难早已耗尽了他们的钱财。但敌人后来发现他们隐藏了相当多的钱财”
　3）威尼斯外科医生巴尔巴洛的记载：城墙被大炮轰坍后，曾紧急征集了壁炉运上前线修复城墙，但搬运工作“遭到希腊人的拒绝，他们说除非支付给他们报酬才执行命令”，而“威尼斯人愿意支付给那些运送壁炉的人现金，希腊人却不想支付报酬”，最终“由于希腊人的贪婪，我们最后也没有用上这些东西”
（4）总结：东正教信仰是精神纽带、思想核心、精神家园和身份认同，这个信仰传统一旦被否定，末代帝国民众就失去精神支柱，保卫帝国的意志瓦解，捍卫首都的斗志丧失

2、信仰混乱下的拜占庭人的精神状态
（1）无所作为的颓唐（皇帝、贵族、平民）
　1）斯弗兰齐斯记载，当皇帝看出土耳其人攻打君士坦丁堡的用意时，企图首先采取行动，完成城防计划，但“一些元老、教士、市民坚持说，我们不要招惹他发怒……这使得皇帝改变了主意”
　2）当贵族和市民因恐惧而逃亡时，皇帝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阻止他们，而是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斯弗兰齐斯）
　3）在修复城墙问题上，莱奥纳多认为：皇帝“优柔寡断”，不能惩处不服从命令的人；大臣“阿谀奉承，献媚安抚他的怒火”；而希腊人终因“他们天生的愚钝和办事拖拖拉拉”，最终未能修复内墙
（2）手足无措的恐慌
　1）巴尔巴洛对皇帝最期的描写：“可怜而悲伤”、“惊恐万状”；因威尼斯人的援助未到来而“失声痛哭”；“自暴自弃”，“不惜进行‘自杀式’的搏杀”
　2）杜卡斯对皇帝的描写：“陷入彻底的绝望无助”、恳求苏丹“退兵、达成和解”，“愿意支付穆罕默德要求的年贡，即便超出皇帝能够支付的也答应”
　3）斯弗兰齐斯对拜占庭人的评价：“正把我们所有的希望寄托于上帝无与伦比的荣耀”，而面对“我们的军队逐渐衰弱，就想逐渐暗淡下去的月亮，逐渐消失在天空”，却束手无策
　4）巴尔巴洛对希腊人的描写：“胆小如鼠”、“每个人都毫无纪律地仓皇逃窜”
（3）公共伦理的崩溃
　1）临阵脱逃：“贵族和城里的居民带着他们的金银细软仓皇逃亡”，无法逃走的希腊人则借口照顾家庭而逃离战场（斯弗兰齐斯）
　2）极端自利：
　Ⅰ、“希腊士兵劳工很少关心公共福祉”、“拒绝去干活，除非他们首先拿到工资”、“希腊人胆战心惊，离开他们的战斗岗位，借口其家庭需要照料，农田和果园要修整”（莱奥纳多）
　Ⅱ、当皇帝下令配发面包时，希腊人“藏匿食物，或者借机高价出售食品”；莱奥纳多称他们是“掠夺者”，而不是“城市的守卫者”，把用来组织防守的钱纳入自己的腰包，最终落到土耳其人手中
　3）相互猜忌
　Ⅰ、斯弗兰齐斯认为，守军内部总是出现分歧、冲突和骚乱，相互较量、争吵、戒备、监视，议论而无法决定任何事务；守军将领冲突不断，在乔万尼与鲁卡斯大公的争执中，前者称后者为“毫无价值的人，一个伪君子和叛徒”，还放出狠话“用利剑刺穿你这家伙的身体”
　Ⅱ、莱奥纳多记载，“加拉大城里的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发生口角，双方都指责对方想要临阵脱逃”
（4）对“圣君士坦丁灭亡预言”的迷信
　1）5月22日的月食被惊恐万状的拜占庭人视为大难临头的预兆
　2）皇帝敲响全程的警钟加剧了拜占庭人的恐惧，帝国紧绷的神经不堪摧残，心理防线已经崩溃

二、新语

1、关于论题与研究方式

我是在图书馆翻杂志时翻到这篇论文的，甫看见标题，就为之吸引，然后瞥到作者是陈志强，恍然大悟。我知道陈教授是做拜占庭史的，不想竟深入到这样的领域，令人既欣喜、又佩服。

早在几个月之前，我就决定做类似的课题。比起“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我认为，重现历史的直观才更有价值。于是我决心从时代的文本中挖掘时人的精神状态——归根结蒂，是要体验更多的人生，通晓更多人的“故事”。

陈教授的论文就为我呈现了拜占庭人的故事。他运用几位身临其境者富有感情的记叙，把陷落前的君士坦丁堡带回到人间。在字里行间，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作为公教神职人员的莱奥纳多慷慨激昂，对希腊人的堕落的大发一通感慨，表达他的震惊和鄙视；巴尔巴洛大约是援助拜占庭的意大利人，他是拜占庭灭亡的旁观者，同时也是战争的参与者，因此，他的记叙在批评希腊人的行为之余，也多几分战争的临场感；杜卡斯和斯弗兰齐斯大约是理智的拜占庭人，他们的语句也因此显得最为伤感，就连对希腊人种种愚行的平常叙述，都涌现出孤独与无奈。

如果说本文还有什么遗憾，我想那就是作为叙述中心的拜占庭民众并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而相反，发出声音的这四个人，他们心中的回响却没有被更详细地聆听。我想可能的原因是，学界仍然认为普遍性是一个研究课题所必须的，过分关注个别人的心声则没有相应的学术价值。对此我不置可否，只希望有一天，关于个体心灵的体验和对于普遍心理的研究能够同时开展，到那时前者也许会证明自己在解决人类一般的困惑方面，与后者拥有同等的效率。

2、拜占庭人的绝望

在陈教授的论文之前，我曾经看过另一篇直观描写君士坦丁堡之战的文章——但那是一篇小说，收录在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中。在那篇小说里，茨威格着力刻画的却并非拜占庭人的绝望，而是土耳其人的蛮横和两大教会在历史风口浪尖犯下的错误。那篇小说中的拜占庭人重复着盼望与失望——若即若离的西欧时而带给他们惊喜，时而又摧残它；天主教与东正教的和解看来那样美妙，以致茨威格甚至用一场浪漫的“最后的弥撒”来成全它，但终究事与愿违。

大抵茨威格想说的其实是这一句：“瞬间的错误会铸成千古之恨”。这个错误在他看来，就是西欧对东正教弟兄的置若罔闻。“这股暴力将要遏制欧洲的势力数百年”，在往后的时间里，威尼斯将失去本来的便利，匈牙利、奥地利也要饱受战火的煎熬，而这一切都是不能理解和团结所致的——是天主教、东正教的门户之见，让本有机会避免的灾难终成定局。

茨威格一定会这样想，因为他是生活在一、二战漩涡中的人。他眼里昨日的世界是欧洲人“在同室操戈的战争中自取灭亡地把自己撕裂地支离破碎”，而其中原因，在他看来，恐怕正是“博爱”的消亡与民族国家的矛盾偏见。于是他想起了拜占庭的陷落——如果天主教与东正教之间，真的能尽弃前嫌，携手合作，历史是否就会不同呢？

现实不如茨威格的浪漫。恰恰是这样的联手，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人那样脆弱，宁可催眠自己，也不愿无由地清醒——更何况，从东正教信仰中醒来的拜占庭人并不清醒，他们只是梦碎了。如果我们先前崇拜神的方式是错的，那他们的何以正确？如果我们祖祖辈辈遵从，皇帝在一个月之前还信誓旦旦的真理是假的，那远道而来的拉丁人，他们的手中又怎么会持有一个真的真理？

过去我的一位朋友曾经说起，人在这个世界上能遇到两类痛苦，一类是生命本质上的痛苦，另一类是“发现这个世界其实并不如自己所理解的那样”的痛苦。我们应尊敬前一种，而极力避免陷入后一种。拜占庭人的痛苦大约就是后一种，因为他们过去的公共伦理和价值观全部是用迷信和独断的方式组织的，或者说，这种伦理和价值被设定为先天神圣的，那么它一旦受到冲击、崩溃，就无法自我修复。所以拜占庭人的伦理和信念在一夜之间就摧枯拉朽地被破坏了，他们不会战胜土耳其人，因为从他们被集体要求转变信仰时，他们就再也做不成帝国的公民了。伊斯兰教和天主教对他们来说，又有什么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