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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广受菩萨戒始末杂叙

按:本文为2014学年春季学期“佛教概论”课的作业。

摘要:隋炀帝杨广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复杂的一位皇帝。他在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晋王、扬州总管任上从天台智顗和尚处受菩萨戒,法名总持。但实际上,这一宗教行为深受世俗政治的影响。杨广本人对佛教的理解是相当功利的,对义理、修行的兴趣也不大,并且他受菩萨戒也有非常现实的考虑。他的成功和失败和这一点都有密切的联系。

关键词:隋炀帝 杨广 智顗 菩萨戒

杨广是中国历史上颇为复杂,也具有很大争议的人物。作为君主,他雄才大略,却因性格傲慢、手段激烈,最终事与愿违、身败名裂。他一生的功过是非甚多,历代以来都是各家议论的焦点,这里不再涉及;而值得注意的是,杨广在佛教史上也具有特殊的地位。他与天台宗、三论宗的创建有直接关系;而据《法苑珠林》载,在杨广统治时期,他“为孝文皇帝、献皇后长安造二禅定并二木塔,并立别寺一十所,官供十年。修故经六百一十二藏二万九千一百七十二部,治故像十万一千区,造新像三千八百五十区,度僧六千二百人。”[1],这样的功德在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中,也可说是名列前茅。除此之外,他还从天台山的智顗大师处受菩萨戒,法名“总持”,更为历代君主中所罕见。本文仅以杨广受菩萨戒始末为中心,对其受戒的经过与缘由,作简要的叙述和解读。

一、杨广受菩萨戒的经过

杨广是在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扬州由智顗和尚授菩萨戒的。这一日期出自《国清百录》中收录的《王受菩萨戒疏》,其中写道:“谨以今开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总管金城设千僧蔬饭。敬屈禅师授菩萨戒。”[2]而秘书监柳顾言奉敕所撰的《敕造国清寺碑文》中亦云:“以开皇十一年岁次辛亥月旅黄钟二十三日辛丑。于杨州大听寺设无碍大斋。夤受菩萨戒法。”[3]《续高僧传》中同样记录了晋王的“请戒文”,曰:“今开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于扬州总管寺城设千僧会。敬屈授菩萨戒。”[4]由此可见,这一日期应是确凿可信的。

在整个受戒的过程中,杨广对智顗的态度是相当恭敬的,这从文献记载中也可以看出。如在《王受菩萨戒疏》中就写道:“天台智顗禅师,佛法龙象。童真出家,戒珠圆净。年将耳顺,定水渊澄。因静发慧,安无碍辩。先物后己,谦挹盛风。名称普闻,众所知识。弟子所以虔诚遥注。”[5]而《续高僧传》中则记载:“欲遵一戒法奉以为师。乃致书累请。顗初陈寡德。次让名僧。后举同学。三辞不免。”[6]随后,智顗提出前往扬州授戒的四个条件,即“愿勿以禅法见期”、“愿不责其规矩”、“愿许其为法,勿嫌轻动”和“若丘壑念起,愿随心饮啄,以卒残年”[7];对此,则有“晋王方希净戒,如愿唯诺”[8],然后便“躬制请戒文”与智顗了。

简而言之,杨广受菩萨戒的过程是庄严、正式的。他毕恭毕敬地请来南朝德高望重的高僧智顗,尔后在驻地扬州的寺院举行“千僧会”,由智顗来为他传授菩萨戒法。智顗为杨广起法名“总持”,告诫他“大士为度,远济为宗。名实相符,义非轻约”[9]杨广则“顶受其旨教”,尊智顗“禅慧内融,导之法泽。辄奉名为智者。”[10]两人行师徒之礼,从此杨广就成了智顗的“菩萨戒弟子”。

二、杨广受菩萨戒的缘起

杨广受菩萨戒的缘起,大致可以从社会风气、政治现实和家庭生活等三个方面来考虑。

首先是社会风气。隋之前的一段时间,正值中国佛教发展的高潮,尤其在上流社会的贵族间得以广泛传播。特别令人瞩目的在于,这一时期的佛教在帝王家的影响也不可小觑。早在东晋,就有“晋元明二帝,游心玄虚,托情道味”[11],后来宋武帝感于僧导的义行,也“令子侄内外师焉”[12]。这股风气在梁武帝时达到极盛——他本人即受过菩萨戒;而杨广的父亲杨坚同样也受过此戒[13]。值得一提的是,梁武帝当初即尊为他传戒的慧约为“智者”[14],数十年后,杨广在晋王位上重现此举,表现出他不仅被动地受到这股潮流的影响,同时也能动地去抓住这股潮流,以成就他的帝王之路。

其次是政治现实。开皇八年隋灭陈之后,南方实际并未完全平定;相反,由于隋政府推行“五教”等意识形态时伴随的歧视性的高压政策的影响,令南方地区于开皇十年兴起大规模叛乱。在这样的局势下,杨广从并州调到扬州,一面平定叛乱,一面改意识形态灌输为怀柔,准备收拢江南人心——在这样的前提下,在南朝影响巨大的佛教势力以及早在陈宣帝时期就被尊为“佛法雄杰,时匠所宗。训兼道俗,国之望也”[15]的智顗就成为杨广特别注意的对象。

最后是家庭生活。可以说,杨广出生于一个与佛教有深刻渊源的家庭,他身边有不少佛教的善男信女。首先是他的父亲杨坚,曾在寺院生活十余年,并且如前文所述,以菩萨戒弟子自居。杨广的母亲独孤伽罗,生在信奉佛教的家庭(其名即为一证),丈夫登基后,更在宫中长期听法,最终于开皇十五年由法纯和尚为她授戒[16]。除此之外,杨广的妻子萧氏出身西梁皇室,亦即梁武帝一族,是南朝以来江南最显赫的佛教世家。这种纵贯南、北和父母、妻子两代人的佛教信仰,无疑对杨广受菩萨戒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三、对杨广受菩萨戒的评价

尽管杨广受菩萨戒经过精心的准备并且有充分的动机,我们仍必须认识到,他的受菩萨戒是不完全的——或者说,可能正因为动机过于充分而准备过于精致,才使得杨广受菩萨戒在形式上的意义要远远超过其所有的内涵,成为一种工具合理性的行为。

杨广对佛教思想的理解有很强的功利性,这一点在他与僧人往来的文字中就有所体现。譬如他在给智顗的信中说:“率先名教,永泛法流,兼同治国。”[17]而智顗在留给杨广的遗书中也说:“王秉国法,兼匡佛教。有罪者治之,无罪者敬之,起平等不可思议心,则功德无量。”[18]对于师傅的嘱托,杨广在答文中道:“前来仰答,无违意旨。庶藉熏修,福佑国家。”[19]由此可见,在杨广对佛法的理解中,将其作为一种教化而图利于治国的痕迹是很重的,而他也希望借助佛教来成就他雄伟的帝业,智顗深知利害,于是对此加以点拨。而出于杨广的这一喜好,天台僧众对杨广的政治活动也很敏感。如杨广被立为太子后,天台方面即遣灌顶、智璪道贺云:“殿下睿德自天,恭膺储副,生民庆赖,万国欢宁。凡在道俗,莫不舞抃。”[20]而杨广即皇帝位后,天台方面同样贺曰:“伏惟皇帝菩萨,圣业平成,纂临洪祚。四海万邦,道俗称幸。”[21]其中“万国”、“万邦”等语,显然都是投杨广所好的恭维之语。

在政治之外,杨广对佛教义理和修行本身的兴趣却十分缺乏。这点也可从他与僧人往来的书信中看出。据学者研究,“杨广的信函多为赐赠经书、器物、资财时的附函,或对诸寺某些请求的答复,或延请讲经的请柬,或在纪念、季节、祈愿等时节以及在高僧患病时的问候等”。[22]以《国清百录》中所录他与智顗往来的书信为例,其中颇多体面之语,而鲜少有关于修行体验与义理推敲之文。在他自己,则向往建功立业,《隋书》中评价他“自以威行万物,顾指无违,又躬为长君,功高曩列,宠不假于外戚,权不逮于群下,足以轥轹轩、唐,奄吞周、汉,子孙万代,人莫能窥,振古以来,一君则已”[23],非常贴切。这一点,杨广与“晚乃溺信佛道,日止一食,膳无鲜腴,惟豆羹粝饭而已”[24]的梁武帝实在相差甚远;而他所以为功德的,却不外乎梁武帝所谓立寺、修经、度僧等有为的福德,并不能体现出杨广对佛法有深刻的理解。

此外,杨广受菩萨戒还有一点现实的考虑,既为争夺储君地位的需要。前文已叙,杨广出身崇尚佛教的家庭,而隋文帝杨坚诸子在崇佛这一方面也不遑多让。譬如汉王杨谅,就曾经“于宫城之内,更筑子城,安置灵塔,别造精舍。名为内城寺,引念居之。”[25]而秦王杨俊也曾延请智顗讲法,云:“安州方等寺,奉为皇帝修立。屈法师向彼行道,甚不可言。已令所司发遣供给,愿以熏修为怀,不惮利涉也。道深敬德,遣白不具。”[26]不仅如此,他还“仁恕慈爱,崇敬佛道,请为沙门,上不许。”[27]而尽管文帝诸子皆事礼佛,却没有人实际与父亲同样受戒;杨广受此菩萨戒,也可谓占得先机。

四、总结

综上所述,尽管杨广受菩萨戒是一种宗教行为,但其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却是世俗的,它体现了家庭、社会、国家等方方面面对他的要求。总体而言,杨广是一位因政治需要而皈依佛教的统治者,而受菩萨戒的行为确实为他博得了良好的政治声望,特别是赢得了父母与南朝佛教徒的心。他最终能够登上皇帝位,并且直到众叛亲离、客死扬州时,南朝士人都还多归心于他,这与他当初在南方受菩萨戒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虽则如此,我们同样不应把杨广的受戒完全看成一种虚伪的行为。他本人确实聪明、好学,并有很深的佛教文化底蕴,这一点无论在《王受菩萨戒疏》、《王遣使入天台建功德愿文》还是在他的其他诗文中都能得到体现。如杨广《正月十五日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诗》云:“法轮天上转,梵声天上来。灯树千光照,华焰七枝开。月影凝流水,春风含夜梅。幡动黄金地,钟发琉璃台。”[28]此即他深受佛教文化影响之一证。但杨广受菩萨戒法后,疏于修行,不仅不能摆脱自身建功立业的强欲,反而愈加固执,乃有三征高丽等败笔失策,终于倾覆,实可谓为一个遗憾,值得后人深省而深诫之。


[1] 见《法苑珠林》,卷一百。
[2] 见《国清百录》,卷二。
[3] 见《国清百录》,卷四。
[4] 见《续高僧传》,卷十七。
[5] 见《国清百录》,卷四。
[6] 见《续高僧传》,卷十七。
[7] 见《续高僧传》,卷十七。
[8] 同上。
[9] 见《续高僧传》,卷十七。
[10] 同上。
[11] 见《世说新语·方正》,刘孝标《注》引《高逸沙门传》。
[12] 见《高僧传》,卷七。
[13] 见《续高僧传》,卷二十六。“菩萨戒佛弟子大隋皇帝坚,敬白十方三世一切三宝弟子,蒙三宝福佑。”
[14] 见《续高僧传》,卷六。“以约德高人世,道被幽冥。允膺阇梨之尊,属于当智者之号。”
[15] 见《佛法统记》,卷三十七。
[16] 见《续高僧传》卷十八。“开皇十五年,文帝又请入内,为皇后受戒。”
[17] 见《国清百录》,卷二。
[18] 见《国清百录》,卷三。
[19] 见《国清百录》,卷三。
[20] 同上。
[21] 同上.
[22] 杜文玉:《隋炀帝与佛教》,《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30卷第2期,2001年6月。
[23] 见《隋书》,卷七十,列传第三十五。
[24] 见《南史》,卷七,梁本纪中第七。
[25] 见《续高僧传》,卷十一。
[26] 见《国清百录》,卷二。
[27] 见《隋书》,卷四十五,列传第十。
[28] 见《广弘明集》,卷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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