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 学术研究与思考 » 历史学 » 文章内容

传说与历史——孙吴赤乌年间上海地区佛教发展情况辨

按:本文为2015学年秋季学期“上海历史与文物”课的作业。

摘要:上海地区的方志体系中,历来通过对《云间志》等早期志书内容的引用和发展,建构了静安、龙华两座古刹创建于吴赤乌年间(公元238-251年)的传说。然而,这一传说的内容却是经不起推敲的,其内容可能是后人不断造成的结果。但是,从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两方面看,赤乌年间在孙吴统治区域内,佛教确实得到了比较大的发展。因此,对于孙吴赤乌年间上海地区佛教发展情况的追叙也并非是纯粹穿凿附会、子虚乌有的。

关键词:佛教 传说 孙吴 康僧会 静安寺 龙华寺

上海地区有悠久的佛教历史。在众多传说与记录中,这一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国时孙吴的赤乌年间(公元238-251年)。如《上海通志》云:“相传,三国赤乌年间,建龙华寺、静安寺,在今嘉定区安亭镇的菩提寺,墅泾的赤乌庵”[1];《上海宗教志·龙华寺》载:“相传三国吴赤乌年间(238~251年),西域僧人康僧会自交趾(今越南北部)至建业(今南京)传播佛教,路经龙华荡,曾在此建立茅茨,设像行道”[2];《上海宗教志·静安寺》载:“相传该寺创建于三国吴赤乌年间(238~251年)。当时寺址在吴淞江滨,初名沪渎重元(玄)寺”[3]等等,诸如此类的传说,陈陈相因,不胜枚举。

应当注意,历史上的这些记载并非完全可靠的。如静安寺的创建年代,历来有较多的争论,杨其民1988年发表于《史林》的《静安寺寺名年代小考》、杨渤海2005、2006年发表于《上海地方志》的《静安寺始建年代探讨》、《静安寺始建年代续考》等都是其中代表;龙华寺方面,高振农在其著作《龙华寺》中也作了较深入的探讨。因此,这些方志所反映的不一定就是孙吴赤乌年间上海地区佛教发展情况的原貌。本文谨从对上海龙华、静安二寺创建年代的讨论入手,结合孙吴统治区域内的文献与考古材料,以其得到一个更贴近历史的孙吴赤乌年间上海地区佛教发展的面貌。

1. 古刹:后人造成的传说

历来对于上海龙华、静安二寺历史的记叙,最早都追溯到宋代的《云间志》。

其中,对静安寺的记叙如下:“静安寺,在沪渎。按《寺记》:吴大帝赤乌中建,号沪渎重玄寺。佛法入中国虽始于汉,而吴地未有寺也。赤乌十年,僧康会入境,孙仲谋始为立寺建业,曰建初。建初者,言江东初有佛法也,岂沪渎寺相继创建耶。景筠《石幢记》: 中间号永泰禅院,本朝祥符元年改今额。《释迦方志》云:晋建兴元年,有二石像浮于吴松江口,吴人朱膺等迎至沪渎重玄寺,像背题曰维卫,曰迦叶。《松陵集》:建兴八年,渔者于沪渎沙汭获石钵,以为臼类,荤而用之。佛像见于外,渔者异之,乃以供二圣。今佛与钵皆在平江开元寺。”[4]

龙华寺的记叙则较为简略:“空相寺,张仁泰请于钱忠懿王始建,旧号龙华寺,治平元年改今额。”

1.1 静安寺的传说

支持静安寺创建于孙吴赤乌年间的论者,往往对《云间志》所叙不加考证便采信。但实际上,这则记载是很成问题的。首先,倘若静安寺(沪渎重玄寺)真是一座三国时创建的古刹,在宋以前佛教兴盛的时期没有留下任何记载是很可疑的。其次,所谓“沪渎重玄寺”的名称,甚至有可能是宋人刻意造成的。

如此怀疑的依据在于《云间志》中所引《释迦方志》“晋建兴元年”的内容。这段描述是晋代上海地区著名的“石佛浮海”神话的一部分,此前在梁代《高僧传》、《浮海石像铭》,唐代《释迦方志》、《吴地记》等史料中均有记录[5]。尤其《释迦方志》中的原文为“西晋愍帝建兴元年,有二石像浮于吴松江。渔者疑为海神,延巫祝以迎之,风涛更盛。奉黄老者谓是天师,复往迎接,风浪如初。奉佛居士朱膺者,吴县人,素有诚信,共东灵寺帛尼并信者数人,至沪渎口延之,风潮忽静。遥见二人至,乃石像,立高七尺,波中捧。上置通玄寺。铭其背,一名惟卫,二名迦叶”[6],由此可见,《云间志》中所引《释迦方志》的内容其实有误。有学者认为,“通玄寺”讹为“沪渎重玄寺”是上海地区加入了对于“石佛浮海”神话资源争夺的体现[7]。综上所述,《云间志》对于静安寺时间年代叙述的可信度已经大打折扣。

1.2 龙华寺的传说

与静安寺相比,龙华寺传说由后人造成的痕迹就更为浓重。如前所叙,《上海宗教志》所谓康僧会“路经龙华荡,曾在此建立茅茨,设像行道”的叙述在《云间志》中丝毫没有体现。而《云间志》则认为,龙华寺始建于钱忠懿王年间,即五代时的吴越国。

历代地方志内容的变迁鲜明地体现了龙华寺的传说是如何被一层层加上去的。《云间志》以后,元代《嘉禾志》延续了其记载,同样认为龙华寺是钱忠懿王年间始建的;到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上海县志》中,已经出现了“古龙华寺基”,而钱忠懿王只是命张仁泰“重建”龙华寺;直到清康熙年间《上海县志》中,才终于出现了“龙华教寺,相传寺塔为赤乌年建”的记录。[8]在始终缺乏史料补充的前提下,对一件史事的叙述和认识变得愈来愈清晰和细致是不合逻辑的,只能认为是后人不断层累造成传说的结果。

至于康僧会“路经龙华荡,曾在此建立茅茨,设像行道”的叙事,最早则出现在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龙华寺住持所作的《龙华寺舍利塔记》中。其中言道:“时闻康僧会道德高重,路过龙华荡,神龙让宅,结茅修行。王诏僧见,劝奉佛法……王敕建塔十三,龙华其一也。”然而此前的史料中,记载却从未如此详尽。如《高僧传》云“以吴赤乌十年,初达建邺,营立茅茨,设像行道”[9];《释迦方志》载“赤乌四年,有康居国沙门康僧会者,行化道也。初达吴地,营立茅茨设像行道”[10]。由此可见,康僧会传说的细节与龙华寺塔建立年代的传说一样,可能都是在清代前后两百年间经补充而形成的。

2. 传说的历史基础

2.1 文献记载

有些传说的造成是以直接文献记载为基础的。如《龙华寺舍利塔记》所谓“王敕建塔十三,龙华其一也”,即来自《高僧传》中的记载。其中云康僧会三七日求得舍利后,“权大嗟伏,即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号建初寺,因名其地为陁里。由是江左大法遂兴。”[11]在此记载中,舍利仅有一颗,塔也仅有一座,佛寺号为“建初寺”;到《龙华寺舍利塔记》中,讹为十三座,而静安寺塔、龙华寺塔均位列其中。据学者研究,江浙地区后来号称建立于赤乌年间的佛寺多达近40处,这些传说的盛行显然与康僧会建造“建初寺”的记载是有联系的。[12]

除此之外,孙吴统治区域内佛教的发展也是有史可考的。对此,前人已做过较多的研究,正如汤用彤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所言:“三国时佛教之重镇,北为洛阳,南为建业。”[13]尽管“东吴高僧可考者唯支谦、康僧会、维只难、竺将炎四人,并见《高僧传》(卷一)”[14],但从传世的文献看,他们所译经藏数量丰富,显然得到相当的支持。如《高僧传》记载支谦“收集众本译为汉语,从吴黄武元年至建兴中,所出维摩大般泥洹法句瑞应本起等四十九经”[15],足可见其规模。而《三国志》中记有“綝意弥溢,侮慢民神,遂烧大桥头伍子胥庙,又坏浮屠祠,斩道人”[16]的毁佛事件,更从反面凸显了之前孙吴统治区域内佛教的盛兴。这些文献记录所体现的赤乌年间的信仰情况,成为了“古刹”传说更深层次的历史基础。

2.2 出土文物

除文献材料外,考古发掘也为孙吴统治区域内佛教的发展提供了佐证。据学者1990年的研究,截至当时为止,南方长江流域发现的早期佛造像,就三国、西晋的即达60例左右。这些佛像主要在堆塑罐(即“魂瓶”)与铜镜上,具体如下表所示[17]:

QQ截图20151124002026.png

这些造像中有明确纪年的共10件,最早的来自孙吴永安五年(公元262年),最晚的则至于西晋元康六年(公元296年)。另据2006年的一项研究,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出土的魂瓶中,具有与佛教相关形象的最早纪年可追溯至孙吴的太平、永安年间(公元256-264年)。[18]考虑到宗教艺术相对于宗教本身传播的滞后性以及佛教渗透到墓葬文化中所需的时间,有关孙吴赤乌年间佛教信仰传播的文献记载是符合文物出土情况的。

3、总结

综上所述,考虑到赤乌年间孙吴统治区域内佛教传播的普遍趋势,上海地区的佛教也应当是得到发展的。但是,上海地区作为孙吴政权统治区域的边缘,尽管交通条件有一定的便利,但其宗教文化的发展程度与当时的文化中心建业仍然是不可能相提并论的;因此,这种发展显然与古刹传说中所描述的程度是不匹配的。然而传说尽管有荒诞不经之处,却无疑还是在与之对应的历史基础上创作出来的,故其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孙吴赤乌年间上海地区佛教发展历史事实的反映。


[1] 见《上海通志》,卷十四,《民族、宗教》,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2] 见《上海宗教志》,第一编,《佛教》,上海地方志办公室。
[3] 同上。
[4] 见宋人杨潜《云间志》,转引自毕旭玲:《“石佛浮海”神话与上海地域形象建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105页。
[5] 参见毕旭玲:《“石佛浮海”神话与上海地域形象建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104-105页。
[6] 见《释迦方志》,卷下,《通局篇第六》。
[7] 毕旭玲:《“石佛浮海”神话与上海地域形象建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105页。
[8] 此处方志内容全部转引自高振农:《龙华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2页。
[9] 见《高僧传》,卷一。
[10] 见《释迦方志》卷下,《通局篇第六》。
[11] 见《高僧传》,卷一。
[12] 见木田知生:《江浙早期佛寺考——“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研究》,《东南文化》,1992年第1期,第166-170页。
[13]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2页。
[14] 严耕望:《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9页。
[15] 见《高僧传》,卷一。
[16] 见《三国志》,卷六十四,《吴书·诸葛滕二孙濮阳传第十九》。
[17] 列表及相关研究,均引自阮荣春:《早期佛教造像的南传系统》,《东南文化》,1990年Z1期,第39-41页。
[18] 仝涛:《长江下游地区汉晋五联罐和魂瓶的考古学综合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6年,第113页。

上一篇:中国古代皇帝权力扩张的范式——以唐代墨敕为中心的考察下一篇:中世纪经济伦理的演变及其对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影响


添加新评论

最新文章

最近回复

  • 你猜我谁:大家都老了。
  • 一百可乐:说那么多,你也老啦
  • 林彬懋:我已將《慧能與玄奘》上傳至「百度網盤」了,http://pan....
  • wu先生:我来了。
  • 替天行盗:博主文采不错,有时间常来看看,哈!(替天行盗:www.cnoz....
  • 塑芬:竟然没有那么喜欢尼采 萨特真是罪虐深重啊
  • 林彬懋:多謝您了。他們的確就是要我購買 SSL Certificate,...
  • 林彬懋:有一事諮詢。我曾在UDN 有一個部落格,但因只允許我貼短文,不允...
  • x:每次阅读你的博文,都有种看语文阅读的感觉,看完思绪万千,却答不出...
  • liusu:我还以为你会有什么新的文章,但没想到你居然也和我差不多了。真是有...

分类

标签云

生活点滴 读书心得 人生百味 历史学 诗歌 博客故事 灵光乍现 小说 音乐分享 社会万象 文艺评论 形而上学 社会学 国学 漫画 学术评论

随机文章

热评文章

文章归档

友情链接

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