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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历史古迹点考察报告

按:本文为2014学年夏季学期“历史古迹点考察”课的作业。

本文是2015年6月25-29日文学院历史系“历史古迹点考察”课程赴西安考察古代历史文化的报告。具体的行程在考察日记中已有描述,因此不再赘言;此处仅以各古迹及历史文化单位为线索,依考察先后顺序,就此行的收获作一些总结。其中,要点及个人较有兴趣和收获的部分将详叙,其余则一笔带过。

一、乾陵及懿德太子墓

1、“乾陵”的得名

乾陵作为本次考察之行的第一站,也是考察的重点之一。它位于西安西北的乾县,是唐高宗李治与其后武则天的合葬墓。此外,还有十七座王公大臣墓陪葬其侧,本次考察将要造访的懿德太子墓即其中之一。

乾陵名称的来源是我关注的第一个问题。据导游介绍,乾陵之“乾”是以其相对西安之方位得名的。在八卦方位中,“乾”居于西北,与乾县相对西安的位置一致,故曰“乾陵”。这种意见由来已久[1],并且在网络上颇有市场。各种以“乾陵”、“秘闻”等标题博人眼球的文章中均说,“长孙无忌奏曰:‘梁山位于长安西北,在八卦中属乾位,乾为阳,为天,为帝。’”,这段话言之凿凿,实际并无可靠的出处,不可采信。

因此,也有一些学者不同意这一观点。他们认为:唐代有其他陵墓位于西安的正北和东北方位,却没有被命名为坎陵或艮陵,因此乾陵的得名不是取象八卦的——实际上,它的来源应是唐高宗的尊号“天皇大帝”;易传中说“乾为天”,因此,乾陵的得名应该是与唐高宗的尊号联系在一起的。[2]

然而在我看来,当时的人不可能不理解“乾”的多重含义;无论“乾为天”,还是“乾为西北”,都是可以相互产生联想的概念。因此,我更认同一种折中的意见,即:无论这种巧合是人为的、还是刻意造成的,乾陵在事实上位于乾位,并且是一座帝陵;“乾为天”,而皇帝被视为天子,那么无论从何种角度看,命名为“乾”都是可行的选择。而相比之下,坎、艮虽能表示方位,却很难同皇帝的身份联系在一起,则它们的不被选用,也是可以解释得通的。

2、司马道旁石刻

乾陵地表的历史景观主要有司马道、石刻和功德碑。

其中,司马道即陵前的神道,是乾陵地表最显著的景观。进入景区大门后,右拐便可看到这条神道,绵延通向远方的梁山主峰。适逢天降小雨,山峦藏在烟雨中,煞是好看。

司马道两侧排列着十数组石刻。最靠下的是山脚处的石柱与翼马像;由下往上攀登,则分别为一对石鸟浮雕、五对鞍马与牵马人像及十对拄剑石人像。它们之中,首先引起我关注的是石鸟像。

在到达西安之前,我有意看了一些关于乾陵的纪录片,旁白均把这对石像称为“鸵鸟像”。然而亲自观察实物之后,我却觉得,这对石刻并不很像今天我们所见的鸵鸟。它的腿与脖颈都不似鸵鸟那样修长,而是比较短小、粗壮,相比之下,反而有点像火鸡。查找资料后,发现这一问题确实有一定争议;据学者总结,共计有鸵鸟、射侯、鸾鸟、金吾、朱雀、凤凰等多种说法。[3]

其中,鸵鸟说是最为经典和普遍的。主要依据有三条,一为《通典》所记:“高宗永徽初,遣使献大鸟,高七尺,其色玄,足如驼,鼓翼而行,日三百里,能啖钱,夷谓之驼鸟。”[4]二是《旧唐书》,其中写道:“永徽元年五月,吐火罗遣使献大鸟如驼,食铜铁,上遣献于昭陵。”[5]三是《册府元龟》记载的:“吐火罗国大鸟,高七尺,帝以太宗怀远所致,献于昭陵,仍刻像于陵之内。”[6]

可是学者同样指出,这些记载并非全无问题。首先,关于鸵鸟的记述是向上层累的。《通典》中只有朝贡鸵鸟之事,而后晋的《旧唐书》却多出“献于昭陵”。到宋代的《册府元龟》,又多出了“仍刻像于陵内”,可迄今为止并没有在昭陵现石鸟的踪迹。[7]而相比之下,凤凰同样可能是这对石鸟可能所要描绘的对象,因为“唐以前包括唐代……凤凰的形象与鸵鸟十分接近,而非明清类似孔雀与雉鸡的凤凰形象”。[8]但与鸵鸟说一样,凤凰说同样缺乏一锤定音的证据。仅仅以祥瑞为由认为石刻是凤凰,与以怀远为由认为石刻是鸵鸟一样是必须存疑的。

石鸟浮雕之后是鞍马与牵马人像以及拄剑石人像。相较之下,让我感觉更为精妙的是拄剑石人像(当然可能也是因为鞍马与牵马人像多残缺,特别是头几乎都没有了)。纪录片中说他们神态各异,亲眼见后,果然如此,实在妙不可言。十对石人像大同小异,姿势、相貌都是一致的,但神态上,确实有的略显笑意、有的表情严肃、有的活泼、有的凝滞。可惜因时间仓促,未能有更多时间细看,非常遗憾。

拄剑石人之后是高宗皇帝的述圣记碑和则天皇后的无字碑。受行程限制,也未来得及细看。唯独印象深刻的是,所谓“无字碑”在今天其实也遍布了密密麻麻的文字。这些文字据说大多是宋、金以降刻上去的,其中还包括女真文字与汉文对照的题词。听说女真文字后来失传,那么无字碑上的这些对照或许就成为了解读它们的“罗塞塔石碑”。

3、六十一蕃臣像的损毁

在两块石碑之后,还有著名的“六十一蕃臣像”。由于篇幅和兴趣的原因,对于它们身份以及相关的争议不多叙述,只谈谈它们的一大特征,即全部无头这一现状的由来。

在游览时,导游介绍了几种流传的说法:一是愚民破坏说,即石像的头部是因为后世附近发生歉收或其他种种人为破坏,石像被民众引以为祸首而毁坏的;二是联军侵华说,即石像是八国联军侵华时,因为见到他们的始祖侧立于此,有辱国格,才存心毁坏;三是文革“破四旧”说,这个大约无须解释了。

在这三种说法里,第二种显然是附会的民间传奇。而对于石像真实损毁原因的推测,其实有赖于对石像损毁时间的把握。被认为比较关键的一个时间点是李梦阳写作《乾陵歌》的时代,即明中期的弘治年间。其歌云:“相传瓮仲化作精,黄昏山下人不行。蹂人田禾食牛豕,强弩射之妖亦死。至今剥落临道旁,大者虎马小者羊。”一方面,这与“愚民破坏”的传说是相符的;另一方面,学者认为这表现出乾陵蕃臣像即使在当时还未被砍头,它们的境遇至少已很危险,而面临被毁的威胁。[9]换言之,这些石像的毁坏即使不是在明代已经完成,至少从明朝已经开始。那么将其毁坏原因完全归咎于“文革”,就是不负责任的推卸了。

综上所述,以上三条传闻,只有第一条尚有可能。而根据石像被毁的时间推测,也有学者认为明代的关中大地震才是石像毁坏的主因。对此种种,不再深究。

4、懿德太子墓

在已经打开地宫的陵寝中,据说定陵是最壮观的,然而未曾有幸得见。此次考察的懿德太子墓,就成为我真正意义上深入的第一个古代墓穴。因此,懿德太子墓在事后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不是墓主人的身世或墓道的结构、壁画(当然是复制品),而是一种深入地下的直观体验。

墓道里最显著的特点是冷。随着由上而下的逐渐深入,气温迅速降低,让身着夏装的我有些猝不及防。其次,随着由墓道的不断向下,回头看狭窄的通道,不禁有些害怕,或者说恐慌。有时情不自禁会想:如果就这样被堵塞在狭长的墓道中,不能重见天日,又会怎样呢?那些因为种种原因葬身墓穴中的盗墓者,临终前大概会有所体验吧。

二、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

大概由于这一遗址尚未对外开放,而且内部比较庞大,交通不便(在雨天更为难行),所以我们只是略微停留,并未深入观看,颇有些遗憾——当然,因为缺乏讲解,实际也不易看懂。

除了门口的合影之外,给我留下印象的只有几个夯土堆,据说是未央宫城门的遗迹,三条门道还清楚可辨,令人颇为感慨。2000年的风雨,物是人非,连石头都湮没流散,只剩几个基础而已,夯土却依旧高高隆起,述说这里曾经的故事。

其实此行之前,我并不了解中国古代城墙的结构。我一直天真地以为城墙全是石头堆砌成的,因此当时我并没有搞明白什么是城门夯土,只是默默记忆。直到后来去了大明宫丹凤门遗址和明城墙之后,我才终于明白了夯土究竟为何,这种层次的认识也可说是此行最大的收获之一吧。

三、陕西历史博物馆

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外部建筑是仿唐式的,这点有些令我无言以对,大概只能说是建筑设计人员的一点小心思。而此次博物馆之行最大的特点是:人多。观众数量的巨大,极大地影响了参观的质量,分散活动导致的讲解缺失也使我潜在的收获大打折扣。

由于不懂工艺美术,历来我在博物馆都不太擅长鉴赏工艺品。因此,对我来说,此次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看到的最有价值的文物其实只有两件,一件是战国至秦代的杜虎符,另一件是南北朝的独孤信多面体印章。

虎符,或者说兵符是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经常出现的名词,然而此前我对它也没有直观的认识,只朦胧地理解为一件信物,知道一些故事,如“信陵君窃符救赵”等等,至于兵符的大小、性状、用法,一概不知。这次亲眼看了杜虎符,才窥知一二。原来所谓虎符,只有几厘米长,像勘合一样一分为二,截面包含钥匙般的信息。至于用法,其实业已用金文铭在表面,从左至右书写,当时在博物馆没有看懂,后来查询相关论述,方知是:“兵甲之符,右在君,左在杜。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燔燧之事,虽毋会符,行殹。”[10]

这段文字言简意赅地说明了虎符的作用,而比对新郪、阳陵虎符铭文可知,兵符应是专符专用的。那么信陵君故事中所谓“晋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11],所指就当是魏王所有的晋鄙兵符的右半部了。而兵符之上所以要铭文,不仅是说明用途,更重要的是注明兵符的所属;否则遣使调兵,万一拿错兵符,一定误事。

除虎符以外,另一件引起我注意的藏品是之前提到的独孤信多面体印章。由于之前做过有关杨广的论文,知道独孤信是他的外公,在北朝曾经身兼众多要职。以往我并没有想过,古人要如何方便地保管、运用大量的印章。此次看到独孤信的印章后,我才意识到,古人大概也曾为这样的事情为难!独孤信的多面体印章,就体现了一种别样的“偷懒”情怀。

四、大明宫遗址公园

西安市内的大明宫遗址公园是当代开发、复原而成,说实话,作为历史文化古迹的价值十分有限,因此也没有太多感想可言,基本上只是看看热闹。

唯一较有价值的史迹在入口的丹凤门处。在仿建的丹凤门建筑中,保存了三条半丹凤门的门道遗迹。经工作人员介绍,其中一条半是因近几十年来的人为活动(开办农贸市场)而损毁,不胜唏嘘。而因为这里的讲解和图片比较齐全,我也逐渐把握了了夯土城门的建筑结构,并进而理解了之前所看到的未央宫门的遗迹,大概可算是举一反三。

丹凤门内还零散收藏了一些文物,有一根磐龙石柱雕得甚为精美,着实令人喜欢。而此前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中我也发现,唐代雕塑相比前代与后世,似乎都更为苍劲、挺拔,特别是动物雕塑,在历代之中最有肌肉的美感,而前后的不是呆板,便是憨戆、秀气,与唐代相比,都显得粗糙和造作。

至于整个遗址景观的复建与商业化,我也只能说,至少能使原址得以保存,总是一件好事。但大抵出于专业原因,我对赝品总有一种强烈的疏离感。所以复建的一部分“大明宫”宫殿建筑带给我的,也不过是对唐代建筑外貌的一次概览罢了。但这也不能说是全无价值——毕竟概览也是一种认识方式。

五、渭桥遗址

渭桥遗址是本次考察为数不多的“原生态”遗迹,也是西安之行所见最有价值的古迹之一。因此,尽管停留时间不长,却着实收获颇丰。

从现场的示意图上看,我们当时所在的厨城门一号桥是纵贯汉长安城北门外渭河南北两岸的一座桥梁。这则信息让我联想到隋初修建大兴城的原因之一,即:汉长安城北临渭水,“水皆咸卤,不甚宜人”[12],且有泛滥之虞。但今日此间并没有河流经过,从地图上看,今天的渭河似乎在更北,应当是改道了。

就桥本身而言,也非常有趣。渭桥是非常简单的木桩承重桥,在河道里打桩,上面铺桥板行走。但令人叹为观止的在于古代人对木桩的保护技术。为避免木桩在河水冲击下很快腐朽,古代桥梁专家们另取若干石构件,打磨成五边形,其中一个方向为锐角,串成串置于木桩前,以锐角分流河水,避免河流对木桩的直接冲击。这一设计在外行的我看来,恐怕只能用机智来形容。

除此之外,对渭桥木桩的年代测定还显示,一号桥自汉以来、直至元代,都是有人使用的,然而其后却遭到废弃。据此似乎有助于推断渭河改道的年代及原因,如能与整体黄河的改道相吻合,或许又是历史地理上一个可观的发现了。

六、秦兵马俑博物馆

1、铜车马

兵马俑博物馆是本次西安之行最重要的一环。其中文物之多,价值之高是其他几个古迹点无法匹敌的。然而进入兵马俑博物馆后,首先带我们参观的却不是俑坑,而是另一陪葬坑出土的铜车马。

铜车马自然是是当之无愧的国宝,之前上海世博会时就曾经展出,但因为人实在太多,我没有去,这次终于能一饱眼福。展出的铜车马有两件,据介绍,其中一号车自世博会展出后一直在保养,因此陈列的是赝品。车马的型制限于篇幅不多赘言,但值得一提的是两架车马的样式。

一号车为立车,车上无座,只有一立人、一车盖,据讲解员称,此车是为车队开道用的。二号车为安车,分前后两室,前室为车夫,后室可以坐人。两架车马均乘四马,而据《秦始皇本纪》载,“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13],因此,二号车其实也不是始皇帝的坐车,只是眷属所乘的车而已。

此外,二号车两侧有可以开合的窗,即传说中“闭之则温,开之则凉”的“辒辌车”。此车于我可谓是如雷贯耳,因为秦始皇最后出巡所乘便是它,最终还“会暑,上辒车臭,乃诏从官令车载一石鲍鱼,以乱其臭”[14],令人唏嘘不已。

2、一号坑的轻步兵

一号坑的轻步兵俑是我来西安之前着重关注的问题。我对这一问题的关心,始于在网上听台湾大学吕世浩先生的公开课《秦始皇》,其中提到一号坑兵马俑的前三排有不装备甲胄的秦军士兵俑。吕先生认为这些士兵所持的是短兵器,是战时向前短兵相接的勇士;他将此视为秦代军功爵制激励作用的体验。但这一说法却引起我的怀疑,因为两军交战,前三排即无防护,又执短兵,简直是炮灰,绝无生还的可能,继而也不可能有其后的“军功授爵”。谁会真充当这样的前锋呢?

据我所查,以往学界对此的主流意见似乎不同于上述观点。譬如袁仲一先生在《秦俑研究回顾》中就说:“(步兵俑)从其装备看,有不穿铠甲的轻装步兵俑和身穿铠甲的重装步兵俑两种。轻装步兵俑为军阵的前锋部队,重装步兵俑为军阵的主体部队。这亦是以往人们所不知的新发现。”[15]而对这一问题最为关注的是白建纲先生于上世纪80年代所作的一组研究。其中,他在《论秦俑军阵的轻、重装步兵》一文中强调,“过去秦俑研究者未能命名、按其服装称呼的上述‘战袍俑’,应当称做轻装步兵俑,它们是秦人轻装步兵的再现”。[16]

这种观点的基础是战袍俑所持的武器。白文提到,这些轻装步兵“主要持远射武器”,进而提出它可能反映了秦军“用射击部队首先接敌开战”和“主力部队作战时首先投入轻装步兵”的战术思想。[17]

我认为,搞清这个问题的关键,首先在于要弄清战袍俑所持兵器的种类,到底是短兵,还是远程武器。在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最初发表的《临潼县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中,这样描述前三排的士兵:“这些武士俑大部分都是身穿短褐,勒带、束发、腿扎行滕,手持弩机、弓箭,肩背矢箙的兵士,其中只有3件为铠甲俑,分别立于第一列横队的左右两端及中间,右端的一铠甲俑并腰佩铜剑。这3件铠甲俑似为此3列横队武士的统率。”[18]由此可见,从武器上论,是白的观点更站得住脚一些。

此外,还有这批武士的身份问题。吕认为,这批武士是受军功爵制激励的勇士。而白文却认为,轻装步兵属于秦国征兵制度中的“谪发”阶层,在低位上低于“正卒”。[19]但与上面的武器、兵种相较,这方面的论述还停留在猜想阶段,不足以引为实据。

3、兵马俑概述

除最吸引我的轻步兵俑之外,此行在兵马俑博物馆还有其他收获,但限于篇幅,不能一一详叙,如:陶俑的碎片与修复、俑的身高、俑着装的颜色等等。

这些之中比较耐人寻味的是观看了一号坑中一个陶俑修复作业的现场(尽管没有人在工作)。这一作业场所仿佛在提示着我,兵马俑博物馆就是这样一个展览与研究相结合的场所,它一方面提供社会服务,另一方面,对兵马俑的研究与继续发掘仍在进行中,这给人以一种非常奇妙的体验。

二号坑大概经过回填,文物基本不能见,因此甚少停留;三号坑俑的规模较小,据介绍似乎是战地指挥部一类的设施。这些都涉及对秦军战术和军队结构的把握,而从对于轻步兵佣的研究看,这方面的传世文献非常有限。因此,我想这些研究的完善还非常有待后人来实现。

此外,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兵马俑博物馆的后门有着传闻中的“假货一条街”;据讲解员介绍,这一条街的经营者是此地原本的村民,70年代拆迁后,分文未取,后来通过上诉争取权利,终于得到博物馆后门商业区的特许经营权。而其成为假货一条街,则是最近20年来的事了。这一条街的来源、变迁与现状,也从侧面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利弊与现实。

七、其余景点

我所以将秦兵马俑之后的景点以“其余”一词概括,是因为从此以后所去的景点,大抵谈不上是什么历史古迹点,而多为商品化的旅游开发区。

在这些景点之中,华清池算是最著名的一个,情形也稍好。毕竟它觅得原址,依山傍水,风景是很秀丽的。此外,几个汤池的遗迹也保护的有模有样;但除此以外,就几乎是新砌成的“旅游胜地”,并没有太多历史文化价值。作为园中之园的“环园”,在景区里算是比较有沧桑感的;然而里面各个房间的布置及对墙上所谓西安事变弹孔的防护,却略显造作。

同样地,明城墙也因为过度的开发,导致历史感被破坏。在这里完全不会产生像在南京的夜里独自登上午门眺望前方大道带来的时空错乱感,相反,游人的嬉笑与新砖上的“19833”等字样似乎无限地把你拉回现实。但尽管如此,此行仍然有两个重要的收获:一是看到了城墙的排水系统,令人不得不佩服古人巧妙的用心——城墙上的道路都是向一方倾斜的,而那一段的墙面开辟了专门的排水通道,用于处理雨天的积水。二是更深刻地认识了城墙的夯土结构,彻底颠覆了过去我“城墙由石头砌成”的印象。我终于开始认清:砖包土,其实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历史上的城墙样式。

最后一天,因一大半同学缺席,故所到之景点也多是些不紧要之处。如曲江寒窑遗址公园,它更像是为迎合民俗而造成的场所;而大雁塔北广场更只是一个喷泉广场而已,伫立在一侧的大雁塔根本无法进入,只能望塔兴叹。至于唐城墙遗址,只能说遗物虽好,却实在太少,不能令人一饱眼福。

综上所述,我认为本次西安之行最有价值的几个点是乾陵、渭桥遗址与兵马俑博物馆;除此之外,陕西历史博物馆也称得上有不少收获。而本次考察也凸显出一个问题,即时间实在太紧,而安排又不太妥当,以致几个有价值的古迹点没有被充分地考察,而众多的时间则被浪费在一些并没有太大价值的,现代技术造成的景观上了。


[1] 杨正兴:《乾陵》,武则天研究会:《武则天与乾陵》,三秦出版社,1986年。
[2] 何汉南:《唐代乾陵石刻取象初探》,咸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咸阳文物考古论丛》,咸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1983年。
[3] 秦波:《唐代陵墓石刻研究——以乾陵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中央美术学院造型艺术研究所,2014年,第66页。
[4] 《通典》,卷一百九十三,《边防九》。
[5] 《旧唐书》,卷四,《高宗上》。
[6] 《册府元龟》,卷三十,《帝王部·奉先第三》。
[7] 秦波:《唐代陵墓石刻研究——以乾陵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中央美术学院造型艺术研究所,2014年,第68页。
[8] 秦波:《唐代陵墓石刻研究——以乾陵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中央美术学院造型艺术研究所,2014年,第69页。
[9] 李世忠:《历代乾陵诗及其史学价值》,《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第90页。
[10] 曾维华:《秦杜虎符铸造年代考》,《学术月刊》1998年第5期,第79页。
[11] 《史记》,卷七十七,《魏公子列传第十七》。
[12] 《隋书》,卷七十八,《列传第四十三》。
[13]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
[14] 同上。
[15] 袁仲一:《秦俑研究回顾》,秦俑博物馆开馆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秦俑学第七届年会论文集,2009年,第42页。
[16] 白建纲:《论秦俑军阵的轻、重装步兵》,《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第16页。
[17] 白建纲、李琳:《论秦俑军阵的基本战术》,《唐都学刊(西安师专学报)》1987年第4期,第8、9页。
[18] 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临潼县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文物》1975年第11期,第5页。
[19] 白建纲:《论秦俑军阵的轻、重装步兵》,《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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