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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我的世界

我从前很崇拜鲁迅。甚至于因此,很想到他在上海的墓前长跪叩头,以贴近他的伟大。后来我真的去了,倒没有叩头,因为从前的那种崇拜,早就变成了怜爱。我为他感到心疼。我心疼他经历那么多生离死别,却终未看见应许的光明;心疼他兄长般地体贴青年,却被别有用心地塑造成不可亲近的金刚;心疼他一生真诚思考,却被人用作宣传盲从的工具。然而有一件事我始终没有明白,即:鲁迅是为什么写文章的?真是为了那所谓“启蒙”吗?他确实这样说过,但也反对过。那么在他心里,这种“启蒙”究竟是什么呢?

我早对这个问题有过片面的了解。我知道鲁迅的“铁屋理论”,是他自己在《呐喊》的序言里说的:

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被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回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2]

从这里已经可以明白地看到,鲁迅对于《新青年》,对于文学革命抑或其他的革命的态度,与他的“革命同僚”们是不一样的。一言以蔽之:他不相信那“革命”会有效,或者更进一步,不认同那“革命”是正当的。他甚至绝望地以为,不明就里的人,睡死了也很好。这样的想法在鲁迅自己,还有一段更著名的表达: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3]

可是他的话这样说,却为什么竟要和他的“同僚”们一道去惊醒一个个梦中人?难道他很享受做一个观众,去看这些惊梦的人在世间的苦难,以此为消遣吗?我想,恐怕不是的。他不但承认作《呐喊》时有“故意的隐瞒”[4],而且不待人家的指责,已经透彻分析了自己:

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5]

实际上,鲁迅这样热爱青年。他看得明白:自己也好,钱玄同们也好,其实并不深知道醒后的路。然而钱玄同们愿意用自己的性命相抵,鲁迅却不忍以别人的人生相搏。在他眼里,这一批批给刽子手屠杀的灵肉就是由他们这些人递上去的。他深化了青年的不幸,青年却反过来崇拜他,我想这于鲁迅而言,大概也是一种折磨。

但他仍然去做了。鲁迅作了《呐喊》,以增益文化运动的效果。他同这场运动的其他旗手一样,尖厉地呼唤文化革命的到来。他看起来满怀信心地引导他的读者:“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6]、“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7]。不仅如此,他还为十月革命的成功引吭高歌:“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8]可一旦对比前面的言论,又仿佛觉得他这呐喊如此虚假。难道鲁迅当真这样虚伪,想一套,却说一套吗?

可能确实如此的。他自己坦白:“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9]除此之外,鲁迅非但在入伙前对“新文化”并不感冒,就在“运动”进行中的1920年,他还给在日本的朋友宋崇义写信说:

今之论者,又惧俄国思潮传染中国,足以肇乱,此亦似是而非之谈,乱则有之,传染思潮则未必。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思潮,甚难移植;将来之乱,亦仍是中国式之乱,非俄国式之乱也。而中国式之乱,能否较善于他式,则非浅见之所能测矣。

要而言之,旧状无以维持,殆无可疑;而其转变也,既非官吏所希望之现状,亦非新学家所鼓吹之新式;但有一塌糊涂而已。[10]

其中流露的除了悲观、失望,还有对“运动”结局的那样清醒、透彻的认识。他甚至在笔端暗示出对“救国保种”必要的怀疑,如:

一个人死了,在死者自身和他的眷属是悲惨的事,但在一村一镇的人看来不算什么;就是一省一国一种……[11]

试问,这样的人怎么可能真的像一个激烈的老愤青那样,全身心地投入去指责这个、指责那个,挑明一些浅薄的道理,以为确实可以拯救世界呢?一晃十年过去,在运动归于沉寂的三十年代,他并不讳言当初自己感情的作伪:

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12]

事情由此已经很明白了。我想,鲁迅非但不是一些人口中所谓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反而可能是其中的“叛徒”与“内奸”,他和陈独秀等人也始终不是一道的。他的《呐喊》只是空喝,喝给别人看的——实际上,鲁迅的内心自有他对这些“新观念”的疑虑;从留日回国以来,历经狂热、失望到绝望,我想,鲁迅对于这些外表光鲜的新事物的厌倦与警惕,已经完全不下于他对旧世界的决绝跟痛恨。

所以我一直捉摸不透,他到底有什么理由说服自己和陈独秀、钱玄同们站在一起,同他们一道为新文化助威,包装自己早已不再信任的理想去“忽悠”懵懂的青年。要说鲁迅卑鄙,可偏偏他别的想法又那样真诚,注定了不是一个出卖理想支取生活费的笔匠。然而这一次借着读王晓明老师《鲁迅传》的机会,我重新了解了鲁迅前此的人生,却突然领悟了一种可能: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难道鲁迅正是这样来反对自己,以此反抗自己的绝望吗?

这样想,似乎就畅通起来了。我想起“铁屋理论”的最后,鲁迅是这样说的: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13]

王晓明老师说,鲁迅是用“即使太阳已经从东边升起了一万次,也不能说明它明天就一定不会从西边升起”的推论来说服自己投身《新青年》的。然而读到这里,我却几乎可以确定,鲁迅其实并不比相信钱玄同的希望更相信自己的绝望——或者说,他在不信任“文化革命”的同时,也本能地抵制着自己的“必无的证明”。如他自己所说:

不过我却又怀疑于自己的失望,因为我所见过的人们,事件,是有限得很的,这想头,就给了我提笔的力量。[14]

可是,既然确信“必无”,为何又要怀疑?既然怀疑“可有”,怎么又会提笔?归根结蒂,原因可能出人意料地简单:因为“可有”的那一面所描绘的未来,毕竟比“必无”的那一面来得美好!所以他才会对自己的思想有那样分明的取舍,纵使天衣无缝的论证,他也要搞出些瑕疵,“因为我所见过的人们,事件,是有限得很的”;而他真切的体会,流一点出去,就叫“传染给别人”。到了最后,就变成:

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至于何以如此,则我已在《呐喊》的序上说过: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15]

“黑暗”与“不能确知正确”的组合,成了鲁迅怀疑自己的“必无”的最简单,又最致命的原因。相比之下,他在另一面却轻浮得多。对于笔下的观点,“只要意见不很相反,我的力量能够支撑,就总要勉力写几句东西”[16],原因是“人生多苦辛,而人们有时候极容易得到安慰,又何必惜一点笔墨,给多尝些孤独的悲哀呢?”[17]而对于文化革命的那些战士们,他又说“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也来喊几声助助威罢。”[18]我想,真正吸引了鲁迅,让他轻易就能去遵从和实践的,恐怕正是这种想头的“不错”,而不是那想头本身吧。

是的,也许太阳从充满绝望的东边升起了一万次,但我也没有看见一万次,我统共不过看见了一百次,怎么就觉得太阳不能从欣欣向荣的西边升起了?想到这里,我陡然感到满目的凄哀与悲凉。他是在用行动反对自己,用粗糙、盲目的实践来反对自己敏锐、先见的洞察。大抵在某一个瞬间,鲁迅还曾经想过:如果文化革命做成了,不就证明了自己的“必无”是错的吗?心知世界已不再运动了,却还要去推一下,万一动了,岂不欢喜。天!他身上究竟凝聚了多少孤独和绝望的折磨!

我把这些告诉璐妍。她突然对我说:“我还是不想你去做学者了。”我讶异地问原因,她答:“我不要你也变得那样绝望。”我默然。她大概是想起了我之前对她说过的另一句话:当今世界的每一个民族主义者,多少都有帮助自己的国家掠夺他国的人民;而每一个国际主义者,可能都在欢迎外国人前来奴役自己的同胞。也许我不该把这些同她讲,就像鲁迅从来不把自己掏给青年一样;然而我无力隐藏得像他那么深,大约我的脊梁比他软,颓唐却比他多吧。

我们眼前的这个世界,正是鲁迅那个时代以来又一个绝望的巅峰。我们能看见鲁迅所知的一切绝望——而鲁迅在那个时代没能看到的,我们也全然知道。譬如那个他终于欣慰的“俄国式之乱”,最终被证明只是一个血腥的笑话;而两次世界大战以来,人类自始至终只在表面上赢得了自由与和平。要不了多久,象征人类社会最好的美梦的“第九条”可能就会从日本宪法上消失,这个耳光将敲醒更多还在沉睡的人。人们依然没有找到共同走向未来的法门,彼此结成团体,在一村、一镇、一省、一国乃至全世界的舞台上相互倾扎。

我常常想,大概人类也不过如此了。他到底只是自然界的一种生物,而非超然物外的新存在。那么像杀戮、掠夺、排挤、侵占这样生命最本质的力量或许终究不可磨灭,世界也不会真的“变成美好的人间”。如果鲁迅真觉得中国可以灭亡,那人类的绝灭对于世界而言,怕也算不上什么吧。但我自己却又相信,见多了黑暗,却不满足也不自逐于黑暗的,才是真的沧桑。生而为人,不能力挽狂澜,实在也很无趣。也许这是鲁迅的矛盾在我身上得到了重演,但我却唯独不愿像他一样歌颂世界“积极的一面”,因为现在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已经多到令人觉得别有用心,不会缺少我的一两次转发了。

噫!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1]文中对鲁迅作品的引用多有参考王晓明著《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第七章,特此说明。
[2] 《呐喊》自序,1922。
[3] 娜拉走后怎样,1923。
[4] 《自选集》自序,1932。
[5] 答有恒先生,1927。
[6] 随感录·六十六,1919。
[7] 不满,1919。
[8] 随感录·五十九,1919。
[9] 两地书,1925。
[10] 致宋崇义,1920。
[11] 随感录?六十六,1919。
[12] 《自选集》自序,1932。
[13] 《呐喊》自序,1922。
[14] 《自选集》自序,1932。
[15] 两地书,1925。
[16] 写在《坟》后面,1926。
[17] 同上。
[18] 《自选集》自序,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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