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混沌与其机遇

一、绪论

对历史机遇的兴趣始于上学期中国古代史课上的一次讨论——当时的题目是“重读王莽”，而我被要求重新思考王莽失败的原因。面对这样的话题，我几乎不假思索地联想了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问题，并希望找到前者确实存在的证据。然而这个问题易于想到，却难于回答。个人的力量能在多少程度上改变历史的发展？个人的意识又能在多少程度上决定自身的形态？我在建国以来的一批历史学家的描述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与自然科学的发展方向相反，历史哲学的方面却被经典决定论机械地发展了。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口号下，个人的价值被要求最大程度地剔除出历史的决定因素之外；“这是历史的必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不可调和的必然结果”，诸如此类的语言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随处可见。那么，当我们所处的世界的复杂与机遇正不断地被物理学家发掘出来时，人类历史就当真可以被压制成如此简明的线性模型，不假思索地冲向终点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

作为一名拥有彻底文科教育背景的物理盲，选择学习混沌无疑是一次奇异的挑战。但我无法自拔，并乐在其中；因为从接触它的那一刹那开始，我就发现，它正是我所要寻找的最现代的思考方式，也是超越文科思维界限的最前沿的本体论哲学。这本《机遇与混沌》对我而言当然是晦涩的，但我所能知道的是，它在经典力学与量子力学两个系统中找到了机遇的存在方式——混沌；而这两个方面无一例外地刺激了我对人类历史的全新理解。下面我将把我所得的分两节记录在这里，以供参考。

二、宏观系统：经典决定论下的初条件敏感依赖性

经典物理是一个宏观的系统。在它所设置的前提下，经典决定论一直是合理和有效的——至少到今天为止，它还没有被全盘推翻。然后，就在这样确定的系统中，也有着机遇的存在，那就是所谓的经典混沌，而它存在的形式，就是初条件敏感依赖性。这一性质最通俗的描述是：在一些运动中，初条件的细小差别将可能导致最终结果的完全偏差；蝴蝶效应就是这种性质的最著名的描述。然而，这样的特性是否在人类历史中也普遍存在呢？

我认为的确如此。从宏观的历史维度审视，我们确实能够发现，一个时期的历史发展确实不那么容易令人如愿以偿。被完美设计的决策和政令并不一定——或者说不总是持续发挥预想中的效果。比如王莽改制，就是一场精心策划却最终失败的历史运动的典型。而仔细推敲，我们甚至可以发现王莽经济政策中的“五均六筦”与汉武帝时期推行的“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是如出一辙的。那么为何在面临相似的经济危机，使用相近的办法，汉武帝成功筹措了大笔军费，王莽却只仅仅加速了自己理想的覆灭？

以往人们总把这样的事情诉诸“历史必然”。以为、或者只是将责任推卸到时代上，认为是不同的时代造就了不同的结果，这样的时代造就了这样的结果。然而与其说是必然的，不如说是概然的。从混沌中我们认识到：结果的显著不同不一定来自条件同样的显著不同，初条件的一个不起眼的改变就能够实现同样的效果。而真正的原因可能正是如此——从西汉中期到西汉末年，看似一样的经济危机背后有着许多不一样的初条件。比如：豪强地主的实力增强了，反抗性也提高；而与此同时，中央政府的实力却因为长期的权力斗争以及王莽落人口实的宫廷政变而削弱。这只是许许多多可能的初条件变化的其中一个，但这种实力的此消彼长已经足够致使经济改革的结果不是豪强地主被压制，而是激起他们猛烈反击。

实际上，历史的机遇就蕴藏在这样的规则中。初条件敏感依赖性带来的经典混沌所具有的长期不可预测性（因为不能精确地获知初条件的所有可能引起混沌的因素，所以精确地计算若干时间后运动的变化情况是不可能的），使人的自由意志在经典决定论的历史中的体现成为可能。尽管我们的选择可能通往一个确定的结果，但由于不能提前确知，且一旦发生又可能被下一次的混沌继续放大从而长期难以修复误差，那么那一瞬间我们的决断也就显得相当重要。而后人的事后批判只能是娱乐性的——因为当事人不可得知的混沌因子，在后世也不能全部确认，因而我们分析得出的历史教训可能并不如我们许多人所想的那样有效。拜其所赐，完全的借鉴也因初条件敏感依赖性而成为不可能，我们的历史进程由是演变出无限的可能性与不确定性，而我们所有能做的大约只有像天气预报一样，孜孜不倦地监测我们无法完全掌握的大气环流，确认短期——并随时可能出错的未来，以期将混沌对我们精心安排的计划的打击降到最低。

三、微观系统：分子混沌的人性化复刻

大卫·吕埃勒在书中提到，比起经典决定论下的初条件敏感依赖性，物理学家们已经找到了另一种更本质的机遇的存在形式。那就是所谓的分子混沌。尽管他试图给出尽可能精简的证明与计算，但我依然无法理解量子物理深奥的公式。不过在我想来，分子混沌的哲学意义应该在于：它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论证了，从组成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基础的元素开始，不确定性就已经普遍地存在，并且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不断蔓延。人类历史中也有这样的元素，那就是人——组成人类历史的基本单位——本身。

我们从宏观上将历史划分为不同的时期，其中林立着诸多琳琅满目的事件。然而不得不注意的是，事件的过程与结果并非是从上层的绝对理性运算得到的，而是通过参与事件的不同人物的各种行动确立的。任一个被卷入事件的人物所具有的任一个性质，都可能成为一场混沌运动中宏观现象形成或改变的决定性要素。譬如另一个经典的案例，发生在公元1560年的桶狭间战役通常被认为是偶然事件改变历史进程的典型代表，然而一个可能的事实是，所谓的偶然或许并不像我们容易想到的那样来自宏观运算时添加的随机数，只不过某些微观的、不确定的影响子被一再放大，向我们展现了由它参与的运算的结果罢了。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作为失败的一方，今川义元有许多失败的理由——骄傲自大与缺乏经验对任何一个主将来说都将是致命的。但他拥有更多成功的理由——经济实力强大、政治资本雄厚、且兵力数倍于敌人，倘从一般的道理看来，似乎无疑是要摧枯拉朽地扫过尾张的。倘若我们能够控制其他变量，将织田信长换成100个同时代的其他军事统帅来进行观测，也许其中的99次结果是今川义元的胜利。然而，织田信长拥有赢得这一场战争所需的全部素质——他坚毅、勇敢、行事果断，并且初出茅庐；因此他会选择不计后果的迎击，乃至于突袭，在最不可思议的时间出现在最应该出现的场合。如果我们对织田信长进行同样的100次观测，那么他击败对手的次数也许会达到90次以上。这就是人的复杂性对历史的一种决定方式。

在操作一款战略游戏时，通过精确的认识与一定的方法，我们可能如鱼得水，以天神般的姿态面临游戏中的所有对手。但当同样的战略游戏被移植到现实世界时，我们的难度无疑会高出许多——因为原本能够通过几个指令确凿地执行的动作，在现实中我们都必须通过人之间的互动来进行。而人却是人类历史中最不确定的因素。一个人内在的混沌对宏观历史的影响可能是微乎其微的，但它毫无疑问可能成为一次又一次偏离的开始；在若干个循环之后，这种偏离将是可以观测的，并最终造成事先不可估计的严重后果。当然，与自然系统不同，人可以有理性地去修复这种偏离，或者促使其后果被忽略，但引入这种机制将进一步增加人类历史的不确定性与机遇，而非使它们就此消失。

四、结语

从以上两个方面，我们已经知道了混沌——这一自然科学的最新思想是如何启发了人类对其自身历史的思考的。它的发现毋庸置疑地让我们更多地认识到了自己身边不确定性的存在——无论是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社会中。对于这样的结果，我并不觉得担忧，甚至觉得庆幸；尽管人类从科学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不断地追求着稳定的结构，但追求确定性结果的魅力也许正在于这一行为是在不确定的环境下进行的。永恒的确定性将取消人的价值，在确定的世界里，我们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自我、没有他人，有的只是与世界统一的表象。

毫无机遇的世界将是枯燥的，而混沌的世界是那样精彩。在这种混沌的不确定性之中，人始终是其创造者和行动主体，而非一个随机数的木然的接受者。我们将在历史进程中看到不同于传统史观和近代史观的新的勃然生机；在混沌的历史中，历史发展将不是的冰冷的理想型的科学，也不是少数英雄人物的史诗。我们将看见：历史的机遇借着混沌的形式被展现在每个个体的面前，尽管并不均等，但所有人都有机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我想，毋宁就接受这样的世界，继续在洪荒中寻求片面的安稳，在自由意志的引领下谱写出最精彩的人类历史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