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性、存在主义，古典与现代——读《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二篇“个人的发展”随感
按：本文为2015学年冬季学期“西方文化史”课的作业。
现代哲学是我主要的兴趣之一，因此个人主义与个性的问题是我长久给予关注的。当然，从以往接受的历史知识中，我早知道文艺复兴是近代个人主义的起点和重要来源，但实际情况如何，却始终缺乏直接的关注。这次读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正可谓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让我得以触及一种“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性的”人类个性发展的内涵。
确如译者所言，布克哈特此著“是要和比较成熟的学者进行商讨的”，他“假定读者已经熟悉基本事实，因而把重点放在论点上边”[1]。作为体现，在论述文艺复兴时期人的个性发展时，布克哈特立即如数家珍地抛出意大利历史上各个人物的言行，让人一时间眼花缭乱。但由于我主要着眼于这种个性发展的哲学与历史涵义，这一问题并没有造成过多的困扰。
在我看来，布克哈特描述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的个性，确实已经达到相当的程度。但这一时期人的个性，无论从内涵还是表现看，都无法与我们今天熟悉的现代哲学中的个性相提并论——这种“前个性”与其说是个体的，毋宁说是一种集体性的兴趣的转变。因此，它对作为个体的人的发掘实际是欠缺的，而对这一问题的澄清将有助于我们把握文艺复兴时期人的精神特质。
一、个性与自我认识
相比“个人主义”，在普遍的历史知识中，人们可能更习惯于用“人文主义”来描述文艺复兴时期的主要思潮。但布克哈特认为，中世纪对“个人”关注的缺乏是“人文主义”缺乏的核心内容；换言之，对个性的强调是人文主义的奠基和起点。
上述的这种缺乏始于认识的缺乏：“在中世纪，人类意识的两方面——内心自省和外界观察都一样——一直是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处于睡眠或者半醒状态”；而认识的缺乏直接带来的就是个人主义眼光的缺乏：“人类只是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党派、家族或社团的一员——只是通过某些一般的范畴，而意识到自己”[2]。人不能认识自己，就无法实现自己。因此，直到“人成了精神的个体，并且也这样来认识自己”[3]，才可能有自由人格的发展，进而催生出人文主义等文艺复兴时期盛行的观念。
然而问题在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们，是否就真的做到了认识作为个体的自己呢？我想其实不是的，现代人已经普遍接受了的“无意识”、“潜意识”等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理论，其诞生是尼采和弗洛伊德以后的事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们恐怕还沉浸在理性万能的乐观主义狂喜中，像他们所推崇的古人苏格拉底那样，以为知识就是德性，人可以凭意识完全主宰自己的一切。
以现在的眼光看，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对自己的认识大概仍然是“睡眠或者半醒”的。因此，才有了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开头的那句名言：“我们这些认知者却不曾认知我们自己。原因很清楚：我们从来就没有试图寻找过我们自己，怎么可能有一天突然找到我们自己呢？”[4]但是，尽管文艺复兴或布克哈特时代的人们都不能完善地认识“纱幕”，其存在却多少被意识到了，而这也将成为人类自我认识的新起点。
二、个人主义与自我实现
在个性的发展之后，布克哈特继续论述的是一种被他成为“个人的完美化”的现象。他指出，15世纪的意大利呈现出一种“完美的人”[5]（或称为“多才多艺的人”[6]）显著增加的局面，而这种现象的肇端则是“对于最高的个人发展的推动力量”和“一种坚强有力、丰富多彩并已掌握当时一切文化要素的特性”[7]相结合的产物。
布克哈特的这一描述很晦涩繁琐，实际上，这就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自我实现的信念和途径。用书中引用的里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的话来说，即：“人们能够完成他们想做的一切事情。”[8]对自身可能性的信仰成为了自我实现的目标，并最终导致了全才的出现。
这样的自我实现方式，与过去的“成为上帝选民”相比，当然在人类个性的实现方面是一种飞跃。但与此同时仍需注意一点：布克哈特认为，列奥那多·达·芬奇可以是那个时代的人的“完成者”[9]；而这些完美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代替了中世纪意大利城市对圣徒和他们遗物的崇拜——“这种新的崇拜过去只是献给英雄圣贤的，而这时却是大量地给与了佩脱拉克”。[10]
这种过度的崇拜意味着，旧的自我实现范式不是消失，而是很大程度上被保留下来并直接地转移了。达·芬奇式的人物取代圣徒成为了新的“完人“，重新规定了人的本质；这种规定没有刺激，而是反过来制约了其他人进一步拓展、或向别的方向拓展自身的可能。“完人”成了人类自我实现道路上新的神话和桎梏；“类”的个性取代了真正的个体性，成为了自我实现的目标。
相比之下，20世纪的存在主义者们在这条路上走出了更远。在存在主义者眼里，人的存在先于其本质，因此，人的本质只能通过其自身的存在活动来加以规定。在这样的前提下，不断创造并刷新自身的本质就成为可能，人的个体性才真正在自我实现中得到了体现。
三、总结
伴随着文艺复兴时期人自我认识的缺憾以及自我实现的定势，还产生一组新的矛盾，即觉醒的个体意识与社会价值取向之间的矛盾。因此，尽管文艺复兴时人文精神的回归是伴随着人类个性的兴起而到来的，但最终却沿袭了一种旧的动机：获得作为社会认同的“荣誉”。所以，即便在那个时代的人文主义者之中，也可以“看到一种不惜采用一切手段和不顾一切后归以追求‘伟大’的无限野心和渴望”[11]；而在那个时代作为“一切高度发展的个性的矫正剂”的机智与讽刺，也是一种社会化的评价。
这种与社会价值观的捆绑是文艺复兴时期“个性”革命不彻底的表现。在那个时代，“个性”的主要对手并不是“集体性”，而是一种被神权所规定的特殊的“人性”；因此，布克哈特所讨论的“个性”，只是作为一种包括了此世幸福在内的新的人的“类性”的碎片。这种从少数精英的个体体验中诞生的非个体化的价值成为了新的社会性的标准，从而远离了真正的个体性，开启了另一波狂热与盲从。但尽管如此，文艺复兴时期的“个性”已经完成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革新，而遏制这股潮流，并将其导向真正的个体性认知，却是20世纪以后的现代哲学和心理学的任务了。
[1] 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中译本序言”，第4页。
[2] 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25页。
[3] 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25页。
[4] 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周红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1页。
[5] 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30页。
[6] 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31页。
[7] 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30页。
[8] 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45页。
[9] 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45页。
[10] 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37页。
[11] 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