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理想与失败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最重大、也最复杂的事件群——我所以敢说得这样坚决，在于它包含上下前后无数的事件，无论从时间之长、地域之广，还是参与人数之众看，都可谓前无古人。而从影响论，文革也无疑“震烁古今”；一个文革后在中国流传的不无心酸的笑话称：文化大革命，实际是革了“文化”的命。这种说法，更加凸显了文革不能忽略的地位。除此之外，文革中的许多事件还充满荒唐、怪诞乃至不可思议，它向我们展现了人的无限可能，填平了人与“非人”之间的沟壑；许许多多的谜团也暗藏其中，有的已经为我们所知，有的还等待后人去发现，另一些则或许要永远尘封——然而，它们在当代中国人心底埋下的阴影却不能同它们的身形一道隐匿。

直到今天，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仍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中共在官方层面，当然下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为定论；但近年来又很少提及，仿佛成了86年、89年动乱一样的禁区。相反，网上却冒出许多“左派”，激进的如“中革中央”等，疯狂鼓吹文革与无产阶级的理想世界。由此，文革的思想遗产，不管我们将它视为正面的、或者负面的，都还环绕在我们周围，无论乡村、城市，甚至大学中也不例外——就在大一入学初，我去听中文系一位青年教师的讲座，还见他怀念文革精神的伟大，认为所谓浩劫不过人事上的问题罢了。这种种冲突的认识和理解，既反映了文革的复杂、体现了它内在思想的活力，又向我们每个人抛出了一个问题：你怎么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中国人之一员，我也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故将最近几个月来读文革史所得，全都记在这里，以作一点探究和思考。

现在有一些人，想要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庸俗化，即把他和刘、邓的矛盾表面化，用中古王朝的政治斗争模型来诠释这场风暴。我认为，这种见识既不确实也不深刻；李泽厚就曾说：“把文化大革命简单归结为少数野心家的阴谋或上层最高领导的争权，是肤浅而不合实际的。”提出这样的观点，在我看来有一种可能的用心：因为《二十四史》是精英语境的历史，所以历代王朝的政治斗争实际上是非平民化的，换言之，只有少数精英参与其中并为之负责。如果文革是这样的一场政变，那么无论作为文革发动者的毛泽东还是文革本身，对我们都仅余下文学上的意义。这种迫不及待的文学化将使处江湖之远的我们的责任被消解，文革也可以“谈资”化，仿佛别人的东西——那么其中隐藏的令人遗憾的教训，也不必被发掘了。

然而现实是：数以万计的中国人成群结队地参与到文革中，他们或者成为毛泽东透过文化大革命实现政治理想的工具，或者把毛泽东的理想当成自己的理想，欢欣鼓舞。这种理想，集中地体现在所谓的《五·七指示》和66年7月8日致江青的信中，王年一贴切地将其概括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限制和逐步消灭分工的、限制和逐步消灭商品的、在分配上大体平均的社会，是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小而全的、封闭式的社会”。“大破大立”是它的手段，平均主义是它的灵魂，不紧紧抓住这两点，就不可能理解和把握毛泽东文革前后的言行。

无可否认，毛泽东的思想即便到其晚年，仍有相当的魅力——这具体表现在，无论当时今日，都有以之为旗帜的“毛派”，而即使文化大革命最终成为那样的腥风血雨，仍有人对其表达理解之同情。这要归功于他的认识本身：应该承认，毛泽东发动文革时是有一些洞见的，这些真知灼见构成了文革精神的核心，并因为他过度膨胀的信心而被不顾一切地推行。

在我看来，毛泽东发动这样一场运动，至少表现了他三个层次上的担忧：首先是担心统治阶层集团化，形成新的剥削阶级；其次，贪恋金钱、享受和特权的“拜物”倾向的重现，令他深感不安；而精英对知识和话语的垄断，有可能威胁他平均主义的原则。他说：“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担心，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革命先烈，要完全靠自己。”对于刘少奇的经济政策，他极其轻蔑，说：“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而在精英话语权问题上，他提出高等教育改革，以彻底消解知识阶层。有一段话，我的父亲至今仍然能够背诵，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就是他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问题”的思路和预见。

这些论述都不无道理。只要仔细观察一下今天的社会，许多人就可能惊呼：“真被毛主席不幸言中了！”今天我们真的有了官僚阶级，有了拜金主义和精英主义。实际上，如果真以毛泽东的平均主义为善的（中国人不乏这样的心理），那么这些问题确实非常致命；在这样的前提下，文革的“上马”，看起来理所当然。但问题在于，毛泽东能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

他自己似乎很有信心，于是写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的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一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但时过境迁，在文革的硝烟散去后，胡绳却批评说：“‘文化大革命’既对现状作了错误的估计（似乎到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又似乎认为，只要靠群众的一次两次冲锋就能全部改变现状，创造出最‘纯洁’最‘完美’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当然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空想。”毛泽东的理想究竟如何，又给他的国家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他的理想，那只能是“失败”。毛泽东的理想是彻底失败的，不仅在于身后，他的理想在全国范围内被普遍地推翻——即使在他生前，革命的群众们就已经给他上了一课。毛泽东一贯是重视人的，但他不懂人心；他只知道对付个别“坏人”的心术，却不知道“坏人”并不都“坏”，而大多数好人实际都“坏”进了骨髓。

他只道大家都是从旧世界来的死脑壳，不可救药。许许多多“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所以要起来阴谋反对他。然而被他钦点为“死人”的邓拓直到自杀前，还在遗书里写：“我的这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再一次高呼：伟大、正确、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伟大事业在全世界胜利万岁！”

与此同时，曾经被他寄予厚望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却日益展现出迫害狂的一面。从最初“破四旧”的打、砸、抢，到争夺地盘的武斗，无所不用其极，以致他不得不一再求助于军队，并最终于在1968年7月召见他过去扶植的造反派领袖聂元梓、蒯大富等，警告他们：“谁如果还继续造反，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从大串连、揪斗的失控到“四·二二”惨案、道县大屠杀，一个个大大小小的人物狂乱的释放让毛泽东制定的文化大革命时间表一再泡汤。他从67年开始发起“三支两军”，却直到69年才初步平定了局势。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革命委员会”开始向军管大开方便之门。文革已经悲剧性地离开了它既定的目标。

至于经济发展，毛泽东一贯的想法是：“我们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是靠工资、工分以外的物质奖励，而是靠毛泽东思想，靠政治挂帅，靠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之是靠人们的政治觉悟的不断的提高。”然而，纵使不论因前期动乱造成的损失，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文革期间保持的经济增长仅仅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的投资和能源投入”的结果，而且“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准作用不大”。它面临着两个方面的挑战：首先，长期的政治鼓吹与迟迟不见好转的生活的反差，使人们日益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产生怀疑，因此，生产积极性不是提高，而是降低了；其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高度依赖能源投入的特点，面临着石油产量一旦下滑，就有可能全面崩盘的风险。因此，德怀特·H·珀金斯认为：“无论由谁来控制政治局面，由于恣意滥用人力和物力，保持稳定增长的年月都是快到尽头了。”经济上的穷途末路还可能导致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完全丧失。实际上，无论道德理想主义的光芒如何渲染，腐败从未消除，人性也始终没有像毛泽东想象的那样得到改造。欲求与利己始终如影随形，仅仅围绕工分计算与工作安排，就萌生出社员对小队长特权的赎买；而所谓的“出工不出力”，竟成为生产队的一大特征，怎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另一方面，毛泽东的民粹主义路线也是失败的。所谓的“大民主”变成了多数人发泄暴力的途径，下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血腥的注脚。毛泽东认为，民主政治“必须依靠每个人来管理事情，而不能只依靠少数人”。或许他曾经真诚地希望未来的政治将由多数人自理，而不经少数精英裁决——但问题在于，大部分民众既无这种能力，也无这种愿望；他们精于感受，渴望幸福，却多少缺乏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争取自己确切需要的权利的能力。更何况，就像施拉姆指出的那样，“由于群众对党的等级制度和政府官员‘造反’的权利仅仅是靠某个大人物运用某种个人权力来保证的，因而整个事业被歪曲和败坏了。”这种连自主的自主权都不能自主的“自主”，本身的存在就是一个悖论。到此，毛泽东的理想已经全部失败了。

那么又应怎样看待他的理想与失败呢？也许马克斯·韦伯关于意图伦理与责任伦理的区分多少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他认为：“一切伦理性的行动都可以归于两种根本不同的、不可调和的对峙的原则：意图伦理和责任伦理。”对于毛泽东而言，“纯而又纯的社会”就是他的意图，从这一点上看，似乎完美无缺。实际上，中国历来有对意图伦理宽容的传统；在过去，儒家的政治伦理基本是从家庭伦理推广得来的，而一个用心良苦的家长，似乎无论如何都应得到原谅。

然而，拥有一个“好”的意图，离幸福的实现还差很远——有时甚至是南辕北辙。对于毛泽东而言，他所需要承担的远远不止一个建造人间天堂的设计或决心；这条道路上遍布的一切荆棘和陷阱都可能成为理想的耻辱。毛泽东不得不接受这样的耻辱：他重视一个能为人民谋福祉的国家，却藐视个人的幸福，造成民力的浪费和牺牲；他重视人心，却忽视人的特点，只想“触及人们的灵魂”，“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集体主义怪物；他以热情领导他的国家，却对实际工作中的困难置若罔闻，只想凭诗兴来克服它，不计后果，终于酿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人们将追究他的责任，而不会仅凭他的理想来原谅他——这就是政治家不得不背负的责任伦理，也是今天我们评价政治人物时更重要的指标。

其实中国历史上早有一个人，或许能预示毛泽东今后的结局——他是公元7世纪的皇帝杨广。他半生操劳政务，一心想并吞八荒、功盖万古，将隋发展成世界上最繁荣、最强大的国家。为此，他决心全面解决自己眼中的一切问题，不辞辛苦，却搞得民怨沸腾，客死他乡。长久以来，人们没有因他的理想原谅他，相反，许多人不吝以最大的恶意他的动机，根本否定他的行为。毛泽东在今天多少也遭受着这样的待遇，他们都从理想用心，锐意进取，然而却无力承担其责任，最终连意图一道被人否定。

其实还有一点，他们可能都不曾留心——从哲学上言，其实是没有“难以实现的合理性”的。合理的必定成为现实，否则何以成其为合理？无法实现的理想肯定错误，因为“理”本身即包含了正确，而正确的观念又一定符合实际或使人心想事成。归根结底，他们身上不是出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而是“因为理想错误所以事与愿违”。毛泽东没能创建他的天国，隋也三世而终，只有人们茶余饭后还在对他们指指点点，闲话他们的是非短长。

幸运的是，他们终于还是要成为审美的对象。今天我们已经有欣赏杨广人格的闲情；我们会发现他激情洋溢、热衷文化、扶持宗教，而他的威风和傲慢，也获得一种别样的情趣与魅力。兴许几百年后，当毛泽东成就的开拓和破坏都被人淡忘时，人们也可以重新审视他的理想与失败，然后作出一个排斥政治伦理的纯粹审美的判断。那时我们也许可以说：啊，真是一个英雄气概的伟男子！但行行好，还是不要让我生在他的时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