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时习之”新论
这是上次本科生历史学论坛没选上的一篇，因今后不打算再深入研究，故将全文贴出，以供交流。
摘要：“学而时习之”是《论语》第一篇的第一章，理应在全书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历来对这一章的解读却并不令人满意，因此也有人认为，将这一章放在卷首并无特别的用意。本文通过建立解读的理想模型和框架进行定向的探索，以文献为基础，从现实经验出发，提出孔子的这一句话展现出治学的三个不同境界。进而得出，《论语》的编者将这一章放在全书开头，起到规诫学者的作用，是很有一番深意的。
关键词：论语 经学 孔子 钱穆 学而时习之
“学而时习之”作为《论语》全书的第一章，历来受经学家和国学研究者的重视。从何宴、皇侃、刑昺、朱熹到晚近的钱穆、杨树达、杨伯峻，一代又一代的学者为之作了注释和疏证；在当前的中小学课本中，“学而时习之”一章也作为《论语十则》之一列入其中。这些都证明了“学而时习之”一章的重要。可惜，遗憾的是，直到今天，对于这一章的解释仍然是众说纷纭、并无定论。金良年先生说“这一章的三句话，由于缺失语境，很不容易确切解释”[1]，确实如此。与学术界的摇摆不定相比，通俗读物和大众视野中的解释却比较统一（最常见的如“学了之后要时常复习”），但这一解释望文生义，颇多不确实处，其义理也不能令人满意。本文将主要着力于“学而时习之”一句，以文献和字词训诂为基础，从现实经验出发，力争从历代注疏的夹缝中抽出一个比较新颖、深刻又有现实意义的解释，以资切磋。
一、新解的理想模型
在探讨新的解释之前，不妨先提出一个对于这一章之解释的理想模型，以归结以往解释的不足，同时大体确定探究的方向。在笔者看来，适宜的新解在有据于文献的同时，应当尽可能包含以下几个特征：第一，新的解释对于《论语》一书，应当具有开宗明义的效果；第二，新的解释应能串连本章前后三句，作一个融会贯通的理解；第三，新的解释应该意味深长，符合孔子思想家、教育家的地位。
首先是第一点。开宗明义，本来是文章之常，另一部先秦儒家经典《孝经》就采用了这样的编写手法；《论语》编订既有次序，同样有可能考虑了这一点。朱熹说“此为书之首篇，故所记多务本之意，乃入道之门、积德之基、学者之先务也”[2]，这一评价是贴切的。通过对这一篇十六章文本的观察，不难发现，其中多有涉及儒家学者对做人、施政、为学的基本态度，提出了仁、义、礼等基本观点，铺设了整部《论语》思想观的基础。历代学者基本都赞同这一说法，如刑昺认为“此篇论君子、孝弟、仁人、忠信、道国之法、主友之规，闻政在乎行德，由礼贵於用和，无求安饱以好学，能自切磋而乐道，皆人行之大者，故为诸篇之先”[3]，孙钦善认为“本篇共十六章，以论学和道德修养为主，兼及论政的内容，开宗明义，表明了孔子既是教育家，又是思想家的双重身份”[4]等等。可是作为第一篇第一章的“学而时习之”却并没有得出能够胜任这一地位的解释，这也是时至今日，仍有许多学者对其背后的意义孜孜以求，希望能对这一章有所突破的原因。
其次是第二点。不这一章的义理所以不完美，还在于三句话不能得到连贯的解释。纵观《论语》全文，从远处看，长如《先进篇》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章，仍有一叙述的中心；从近处看，则《学而篇》中其他较长的几章，也都有分明的主题，发人深省。如第二章提出孝悌是仁之本并加以解释，第四章综述治理大国的基本方略等等；即便是第三章的曾子所言，看似驳杂，却也围绕着自我反思这个比较明确的主题。但在对于“学而时习之”这一章的通行解释中，我们看到的是：第一句讲勤学刻苦，第二句转而讲交往朋友，第三句又话锋一转，去讨论人的脾气修养。这样的解释实在很有些思维跳跃，教人不明所以，无法确凿把握孔子这番话要表达的思想。
最后的第三点其实是前两点影响的总和。对于这一章的现行解释显然称不上是意味深长。对此，南怀瑾曾经评价说“假如这是很正确的注解，孔子因此便可以作圣人了，那我是不佩服的，连大龙峒孔子庙我也不会去了”[5]，他自己的解读暂且不论，就这一句话而言，确是令人感同身受的。现在的中学老师讲论语，谈到这一句话，往往也随口解释，并以此要学生回家“多复习功课”；而学生读论语，看到这一句话，恐怕更不以为然，认为孔子不过尔尔。这都是都不能开宗明义、连贯地解释经文所引发的弊病，结果义理不清明，自然也不深刻，难以使今人信服。
建立这个模型的意义在于，上述三点是紧密结合、互相论证的。因为前后割裂，所以意义不深，起不到开宗明义的效果；反言之，假使要开宗明义，就必须前后连贯、意义深刻；而一旦找到了连贯、深刻的释法，那开宗明义说就有了成立的依据，能够使人信服了。综上所述，倘要实现这样的效果，历代对这一章的义理阐发都差强人意，只有钱穆《论语新解》中的“学者一生说”[6]比较符合要求。他认为，这一章是孔子一生学术经历的自述，其中“学而时习”是初学的阶段，“有朋自远方来”是成学后的阶段，“人不知而不愠”的问题则是学问达到最高境界后方才产生的。这一见识虽然很贴切上面的模型，但也并非全无问题，比如对“时”字的解释，仍从宋代的“时时”，就会反过来削弱这一说法的力度。下面本文就从此处入手，基于历代的注疏，结合钱穆的框架，作出新的阐发。
二、“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涵义辨析
理解这一句，最关键的是理解“时”、“习”二字。
对于“时”字的解释，历代的注者意见并不相同。何晏在《论语集解》中引用王肃的注解称“时者，学者以时诵习之。诵习以时，学无废业，所以为说怿”[7]，王肃这里的“以时”与第五章中“使民以时”中的“以时”的意义相同，译成现代文，就是“在适当的时间”。
与此相对，宋代学者朱熹在《论语集解》中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不单独对“时”字进行训诂，而以一句“既学而又时时习之”[8]带过，自然而然地将“时”理解为“时时”；此后，他又引用宋代另一位经学家谢良佐的论述，称“时习者，无时而不习。坐如尸，坐时习也；立如齐，立时习也”[9]，进一步阐发了“时时”的涵义。
历史上两种观点各有其支持者，双方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但杨伯峻先生从语言学角度切入研究，认为“‘时’字在周秦时候若作副词用，等于……‘以时’，……朱熹的《论语集注》把它解为‘时常’，是用后代的词义解释古书”[10]，这个结论对朱熹说的打击是致命的，基本宣判了后者的死刑。那么倘将“时”训为“以时”，即“在适当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又是什么呢？要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需要结合“学”、“习”的意义一道探究。
学者们对于“习”的解释主要有以下几种：首先是“诵习”，这是前面已经提到的，王肃注解中的内容，为何晏所引用的。这种解释似乎将“习”的字义狭隘化，主要理解为读书（先王之书），但清代学者刘宝楠认为，“古人为学，有操缦、博依、杂服、兴艺诸事，此注专以‘诵习’言者，亦举一端以见之”[11]，“习”其实泛指先秦的各种学习模式。其次是“复习”。这种认识来自于朱熹，他认为“习，鸟数飞也。学之不已，如鸟数飞也。”[12]宋以来的学者认同此说的甚多，特别是近代的白话翻译里，这一说法几乎一统天下。杨树达、金良年、孙钦善、钱穆等人的著作中，就不约而同地采用了这一说法。只有杨伯峻的白话翻译中提出了新的解释。他认为，这里的“习”应解释为“实习”、“演习”，理由是“古书中有这个含义”，且“孔子所讲的功课，一般都和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密切结合”，尤其礼、乐、射、御，“非演习、实习不可”[13]。但这里提出的语言学证据明显不及前面驳斥朱熹对“时”的解释时有力，因此说服力也有所欠缺。
从之前设定的理想模型考虑，这里的“习”应解释为泛指各种学习的方式。首先，这种解释本身包括了“复习”和“实习”两层含义，覆盖面更广；其次，选择这种解释与解决“以时”究竟是何时的问题是息息相关的。历来对于这一问题的注解中，属皇侃的“三时说”[14]流传最广，也最为经学家所接受。他认为，古人学习所谓的“适时”可以从三个层面上加以考虑，分别是“身中时”、“年中时”和“日中时”。所谓“身中时”，是指人的一生中，对于不同的学科，各有适宜学习的年龄，故曰“凡受学之道，择时为先”，“长则扞格，幼则迷昏”；“年中时”则指一年四季，各有适宜学习的学科，《王制》所云“春夏学诗、乐，秋冬学书、礼”，就是这个道理；“日中时”讲的却是每天都要修习，就如《学记》中所言：“藏焉，修焉，息焉，游焉”，不能荒废学业。
过去的学者常以为这三者是并立的三说，必须截取其中一个。皇侃自己也认为“今云‘学而时习之’者，时是日中之时也”；钱穆继承了皇侃的观点，也仅仅提出“人之为学，当日复日，时复时，年复年，反复不已，老而无倦”[15]，这样就把一个涵义丰富的解读，又都还原成了单纯的努力用功。实际上，皇侃所列举的三个“时”可以相互关联，得到一个综合的理解。而一旦将三者结合，就会发现，这里的“时”不仅强调学习的态度，也重视学习的方法，即学者对于时间的安排——这一点与“以时”本身的训解“在适当的时间”又遥相辉映（譬如“身中时”、“年中时”，都要求我们以一种灵活的态度对待时间），也吻合儒家学者对学习方法的取舍。
有的学科适宜幼年时学习，如现在的钢琴、围棋等等，幼而学之，常常一日千里，非成年后再学可比；另有的学科，必须有了一定的阅历之后才能事半功倍地掌握，譬如易经，孔子在《述而篇》中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恰好印证了这一点。而在一年之中，不同的季节也有不同的适合学习的科目。郑玄用阴阳变化来解释《王制》，说“春夏，阳也。《诗》、《乐》者声，声亦阳也。秋冬，阴也。《书》、《礼》者事，事亦阴也”[16]，今人看来固难理解，可仔细一想，夏天燥热、坐立难安，唱唱歌、吟吟诗，倒很愉快；冬天寒冷，头脑也比较清醒，正好在室内读书，不也合适吗？因此，古人对于学习的时机的把握，实在是很讲究的。
至于“日中时”，其实说的也不单是用功而已。皇侃引《礼记·学记》中“藏焉，修焉，息焉，游焉”之语，是想说明“日日修习不暂废”的含义。可实际上，对于《学记》的这一段文字也有两种解释，将它理解为“无时不刻心念学习”的只是其中一种，另一种解释认为，这段话表明的应该是儒家学者主张张弛有度的学习方式。但无论取哪一种解释，有一点是很明白的，即儒家学者并不拘泥于某一种固定的学习方法，读书、休息、游历都是日常的功课，也是学习过程的一部分。这也是先前所以泛化理解“习”字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无论这里的诵习、实习、“藏、修、息、游”，还是前面所谓“操缦、博依、杂服、兴艺”，都是儒学者为学的组成部分。古人将它们有机结合，形成一套独特的学习方法；其间本来没有明确的界限，又何必人为地加以条框呢？
确定“时习”的涵义之后，再来解决“学”的问题，就简单得多了。对于“学”字，今人一般解释为“学习”，结合上下文就是“学了（某些知识）以后……”；杨伯峻、孙钦善、金良年三位先生在各自的著作中均采用了这种解释，这是为了译成现代白话文的方便。而在历代注疏中，存在对于“学”究竟是虚指还是实指的争议，正如清人毛奇龄在《四书改错》总结的：“学有虚字，有实字。如学礼、学诗、学射、御，此虚字也。若志于学、可与共学、念终始典于学，则实字矣。”[17]在这里，“学”当是有所实指的，主要原因有二：
首先是为了解释的通顺。既然已经将“时习”释为“在适宜的时间学习”，那如果仍然把学看作一个“虚字”（动词），语句就不通顺。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在于，《论语》和儒家学说中的“学”确实是有所指的。先秦儒家学者对于“学”的观念与现在人不同，他们追求的是“内圣外王”，故其“学”崇尚的不是认识世界，而是注重个人修养、提升道德境界。所以这里的“学”指的就是“先王之学”，确切地说就是周代的礼乐典章及其背后所谓的“先王道德”，《学而篇》第七章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所阐明的正是这一点。因此，这里的“学”可以译为“有志于学”或“向学”，说的再明白一些，就是“追求先王道德”。
综上所述，“学而时习之”可以解为“有志于学，并且能在适当的时间学习”。再进一步把它放在钱穆的框架中，意义就更加明白：一个少年人，醉心先贤的德行和学说，以此要求、勉励自己，并能在适当的年龄、适当的季节里每天用适当的方法刻苦努力，自然进展神速。本来有心求学问道，自己的进步又日夜可见，当然能体会到快乐。则此“不亦说乎”根本不必解释，也其意自明了。
三、后两句的涵义
完成第一句的释读之后，就能顺从其意来解释后两句。实际上，关于后两句的争议并不多，所缺的只是一种串联的线索。
对于“有朋自远方来”一句，存在“友朋”和“有朋”的字句之争，但并不很影响义理，汉学与宋学在这一面的分歧也不大。刑昺、朱熹分别从“朋”（同门）、“远”入手，讨论了“友”（同志）、“近”的情况，得出的结论是“朋疏而友亲，朋来既乐，友即可知”[18]和“自远方来，则近者可知”[19]。在此基础上，钱穆、金良年等将“朋”引申为志同道合者，由“远”得出自己之学说影响广泛，也是不错的。把这个解释放在之前的框架中，意义也很明白：中年成学后，当然有些名声，远方有人仰慕前来结交，不足为怪。
“人不知而不愠”一句，刑昺给出了两种解释，分别从“学”和“教”的角度来理解[20]。从钱穆之框架和全章意义的连贯角度看，为应当照前一种解释。即：我的学问深了，而人家不理解我。这个解释在框架中也很说得通，因为学术臻于化境，学问难免精深；别人浅尝辄止，不能体会奥妙，也是很平常的。
到此，我们已把三句话的基本涵义全部训完；在下面一节里，就将以此为出发点，作一点深入的阐发。
四、总结
近人王国维有一个著名的治学的“三阶段论”，为世人所称道，以为做学术的榜样。实际上，依照本文的理解，孔子在两年余年之前也已提出了一个“三阶段论”，而且比王国维的更加生动、直接。孔子的“三阶段论”叙述了学者一生三个阶段的经历，也展现出治学的三个不同境界。以这一点来看，儒家作为一个学派，孔子作为一名学者和教育家，其传人在编纂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时，将这一章放在全书开头，是很有一番深意的。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描述的是一个学人刚刚迈入学术大门时的感受。与浩瀚的学术海洋相比，这样一个初学者的见识是有限的，但初学也是进步最快，收获最多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候立志做学术，采用正确的学习方法，并且假以时日的坚持，就能体会到学业成长的快乐。而有了“学而时习”的积累之后，就可以展开自己的思考。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说的就是这样的阶段。学会思考之后，就能在芜杂的学术思想坐标体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点，也就是能够拥有自身对于各种价值的判断和取向。这还是拥有“志同道合之士”的前提，因为只有当有了自己的判断和取向之后，才算有了“志”，在这一基础上，才可能“道合”。而攀登学术之峰的旅途是孤独的，甚至还充满了被误解和歪曲的危险；在这个漫长的旅行中，能遇上与自己学术思想投合的知己，怎能不感到快乐呢？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则确实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攀登至学术巅峰的大家风范。经过漫长的学习和思考之后，优秀的学者可以脱离旧的价值体系，拥有属于自己的标准和观念，这是锦上添花。但到达这一境地之后，处境无疑会更加艰难，因为他可能将不被时人所理解、认同，甚至受到排挤、侮辱，这时候更要保持冷静。有的学者做不到这一点，譬如尼采，他在连续超越时代地思考十年之后终于疯了。对此，孔子认为，我们应该克服这一困境，保持心态的平衡：这对于儒家的学者而言，是更好地贴合先王之道，修身养性；对于现在的学人来讲，就是忠实自己的观点，保持学术的创新与活力，这样才有可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摘取更大的果实。至于那结论究竟是非对错，如果时人都不能心平气和地对待，那也不妨留给后世的学者再去评说。
在这一解读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尝试还原缺失了的“学而时习之”的语境。或许那一天，孔子与弟子讲到自己一生治学的经验和感受，又发出“知我者其天乎”一类的感慨，并要弟子也谈谈自己至今为止的学习体验。弟子们学业的水平不同，对学习方法和治学路线也各有不同的认识。大家经过一番发言和议论之后，孔子总结陈词，既是回顾自己的过去、为学生指明学的方向，又是一种对学生的激励、希望大家在学的道路上更进一步。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一番言论。
至此，一个关于“学而时习之”的新论已经被建立起来，但还有许多遗留的问题。譬如“学而时习之”的深刻内涵是否真的存在，将这一章列在《论语》最前会不会只是一个巧合，甚至于只是流传版本的问题——这一切还有待于对《论语》的考古或知识考古提供更进一步的证据。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对“学而时习之”的文本作出新的考释也不失为一种努力的方向，它至少会拓展我们的视野，为围绕在这句话上的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一个新的思路，或者塑造出新的共识，成为这个时代的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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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良年：《论语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页。
[2]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7页。
[3]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何晏注，邢昺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页。
[4] 孙钦善：《论语注译》，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第1页。
[5] 南怀谨：《论语别裁》，《南怀谨全集》第1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4页。
[6] 钱穆：《论语新解》，成都：巴蜀书社，1985年，第3页。“本章乃叙述一理想学者之毕生经历，实亦孔子毕生为学之自述。学而时习，乃初学事，孔子十五志学以后当之。有朋远来，则中年成学后事，孔子三十而立后当之。茍非学邃行尊，达于最高境界，不宜轻言人不我知，孔子五十知命后当之。学者惟当牢守学而时习之一境，斯可有远方朋来之乐。最后一境，本非学者所望。学求深造日进，至于人不能知，乃属无可奈何。圣人深造之已极，自知弥深，自信弥笃，乃曰：‘知我者其天乎’，然非浅学所当骤企也。”
[7]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何晏注，邢昺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页。
[8]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7页。
[9]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7页。
[10] 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页。
[11] 刘宝楠：《论语正义》，高流水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页。
[12]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7页。
[13] 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页。
[14] 本段引用内容均出自皇侃《论语义疏》，转引自程树德：《论语集释》第1册，程俊英、蒋见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2-3页。
[15] 钱穆：《论语新解》，成都：巴蜀书社，1985年，第2页。
[16]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何晏注，邢昺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页。
[17] 程树德：《论语集释》第1册，程俊英、蒋见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页。
[18]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何晏注，邢昺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页。
[19]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7页。
[20]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何晏注，邢昺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页。“正义曰：云：‘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怒’者，其说有二：一云古之学者为己，己得先王之道，含章内映，而他人不见不知，而我不怒也。一云君子易事，不求备於一人，故为教诲之道，若有人钝根不能知解者，君子恕之而不愠怒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