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经济伦理的演变及其对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影响
按：本文为2015学年秋季学期公选通识课“西方文明通论”的作业。
摘要：马克斯·韦伯认为，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精神来自宗教改革以后的新教经济伦理。然而，这一伦理实际是中世纪经济长期演变的结果。中世纪的教会从反对追求财富到默许，其对商业和金融业的态度经历了长足的变化。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精神正是这种演变的结果。
关键词：经济伦理 贸易 高利贷 资本主义精神
马克斯·韦伯在他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即清教徒的思想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换言之，是宗教改革以后新教的经济伦理观催生出了近代的资本主义精神，进而构成了近代文明基本的经济伦理。这种经济伦理观，用韦伯的话来说，就是“仅当财富诱使人无所事事，沉溺于罪恶的人生享乐之时，它在道德上方是邪恶的；仅当人为了日后的穷奢极欲、高枕无忧的生活而追逐财富时，它才是不正当的。但是，倘若财富意味着人履行其职业责任，则它不仅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而且是应该的、必须的。”[1]
乍看之下，这种经济伦理观似乎与中世纪天主教的经济伦理是背道而驰的；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提到，“圣·托马斯将追求财富的欲望斥为卑鄙无耻（这一用语甚至还用来指责那种不可避免的因而在伦理上是完全正当的获利），他的这一论点在当时被奉为真理”[2]。但如果对这一经济伦理观的变迁作历史的考察，就可以发现，实际上，在中世纪的漫长历程中，它是随着工商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并最终嬗变成新的伦理观念的；也就是说，这种新的、象征着近代化和新兴经济形式的观念，实际是在中世纪过去的一千年中，从旧的观念和生产方式中逐渐孕育出来的。本文谨从天主教对商业与金融业的态度变化入手，对中世纪以来与追求财富相关的经济伦理的变化略加解释和叙述。
1. 中世纪早期天主教对商业和金融业的态度
中世纪早期的天主教不提倡追求财富，它对商业和金融业的态度几乎全部都是贬抑和蔑视的。学者认为，这种伦理是农本思想的体现，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产物。[3]
1.1 对商业的态度
按照正统的基督教的解释，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不仅不利于一个人思想的净化和灵魂的得救，而且也有悖于做人的原则，有悖于基督教所肯定的伦理标准。[4]神父们从禁欲主义出发，异口同声地斥责商业是毁坏灵魂的职业。[5]这类言说都可以在12世纪的《格拉蒂安教令集》中找到，如圣安布罗斯（340-397）指责富人“冷酷残忍”，“听到蝇头小利就竖直了耳朵”，利奥一世（?-461）认为“买卖人很难不陷入罪”[6]等等。这些思想被中世纪早期的天主教会所继承，成为其对商业的基本态度。
1.2 对金融业的态度
所谓的金融业，在中世纪早期就表现为贷款取息；对此，教会的态度比商业更加坚决。在中世纪前期的多次宗教会议和教会法规中都明令禁止收受利息，并对放款收息的教士及信徒进行严厉的遣责和惩罚。[7]《格拉蒂安教令集》中，也记录了早期基督教神学家们更为激烈的批评，如圣格雷戈里（329- 389）认为“用高利贷和利息玷污了大地的人不劳而获，不散财而敛财，不播种而收获，他的富裕生活不是靠耕种土地而得，而是借穷人无衣无食而获”；圣约翰·克里索斯托（347-407）认为贷款无论对借出者，还是对借入者，都有害无益，“因为借贷双方都会因此而蒙受重大损失……当一方的贫困增加时，另一方的罪恶也随着他的财富而增加”；圣利奥一世（?-461）甚至把基督教的教理概括为“金钱的利息，就是灵魂的毁灭”。[8]在12-13世纪内，罗马教皇曾多次发布谕旨，规定俗世间久欠债权人的钱不必付利息，已收取利息的要退还，尚未收息的不准再索取。由此可见中世纪早期天主教会反对贷款取息的态度之坚决。
2. 中世纪盛期天主教对商业和金融业态度的松动
中世纪盛期，随着城市的兴起与经济的发展，各种商业与金融业行为开始勃兴。作为经济变局的反映，教会对商业和金融业的态度也开始有所松动。
2.1 对商业的态度
在中世纪盛期，一种事实上对商业采取温和之认可的态度已经逐渐确立起来。如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就提出：“贸易的目的是牟利，虽然牟利本身并不包含任何诚实的或必要的目标，它却也并不包含任何有害的或违反道德的事情。所以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碍它转向某种诚实的或必要的目标。这样，贸易就变成合法的了。”[9]
在此基础上，教会人士力求对正当和非正当的商业行为作出某种区分，以对其中的一部分进行肯定。如教会的法学家们力图将商业行为归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为生活消费所需的被迫出售行为；第二类是手工业者出售自己的劳动产品；最后才是商人从事的贱买贵卖的商业行为。[10]按照13世纪教会法学家休古西奥与霍斯特西斯对商业利润性质的双重区分，商业利润与高利贷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付出劳动时间和金钱的利润与没有付出劳动、时间和金钱所得的利润也是不同的。[11]这就意味着，脱离了高利贷和懒惰嫌疑的商业活动将被视为完全合法的。到15世纪时，神学家们已经承认，商业追求是经济制度平滑运行所必需的，对公众也是有益的；只有剥削公众的垄断者、明显的高利贷者（即典当商）和凭借商品倒卖牟利的投机分子被视为例外。[12]
2.2 对金融业的态度
在商业通过温和的区分取得它的合法地位的同时，作为金融业代表的高利贷（其实涵盖了包括低息贷款在内一切贷款取息行为）在教会的经济伦理中仍是被禁止的。但当货币金融在中世纪盛期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变得日益兴盛和普遍时，教会内部对于高利贷的认识也开始出现分歧，即所谓的严禁与弛禁之争。严禁派主张应严格遵循中世纪早期教会的观点，禁止各种形式的借贷取息行为。但这种强硬的态度不能奏效，因为教会实际已无力取缔社会经济生活中普遍出现的各种放贷活动。随着经济发展，弛禁渐渐取代了严禁；到了中世纪后期，高利贷逐渐合法化。[13]
弛禁派的神学家同样寄希望于通过某种温和的区分来缩小高利贷禁令的适用范围，藉此来肯定现实的放贷活动。如第二次拉特兰公会教规第13条、第三次拉特兰公会教规第25条、第二次里昂公会教规实际上对都高利贷者都作了区分，它们仅仅把高利贷禁令的对象指向了“明目张胆的高利贷者”；而教会法学家霍斯特西斯更在他的著作中列出了十余种可收取利息的“例外”情况。[14]到16世纪初，只有“设法利用某种自身并不会带来收益的物品来谋取收益和增值”，“没有付出任何劳动、成本或担当任何风险就获取的利润”[15]才被教会视为高利贷的所得。然而当时的欧洲已经到达资本主义发展的前夜；显然，资本能够带来收益，而放贷不承担任何风险几乎是不可能的。高利贷活动已经事实上被普遍地合法化，至此，人在经济活动中追求财富的全部伦理桎梏都已经从法律中被清除了。
3. 总结：中世纪经济伦理的变迁对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影响
中世纪经济伦理的变迁对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无论从物质还是精神领域看，它的影响都十分重大。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与其说近代的经济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是从一个与它相对立的价值观中迸发出来的，毋宁说是后者在历史进程中逐渐演变成前者的。在中世纪的经济伦理与近代的经济伦理之间，存在者明显的发展脉络；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在经济领域被近代文明奉为圭臬的诸种精神，其实在中世纪就已经充分酝酿了。因此，近代的经济伦理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中世纪文化长期发展的结果。
精神的背后是生产、生活中的经济实存，经济伦理观的演变，与中世纪经济基础的不断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经济基础的发展过程中，众多近代资本主义文明最鲜明的经济活动形式也先后出现并蓬勃发展起来。如：普遍的工商业和贸易，贷款、银行等等。它们都不是在近代以后才诞生的，相反，它们都是在中世纪的历史过程中慢慢走向成熟的。
综上所述，正是中世纪经济伦理观演变造成了马克思·韦伯论述中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而近代文明当然也不是无本之木，它是从中世纪一千年这个庞大又隐蔽的根基中茁壮成长起来的。
[1]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127页。
[2]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53页。
[3] 廖建林：《西欧中世纪天主教会的经济伦理及其实践活动初探》，《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第106页。
[4] 同上。
[5] 刘茜茜：《西欧中世纪基督教经济思想》，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2年，第19页。
[6] 转引自龙秀清：《教会经济伦理与资本主义兴起》，《世界历史》，2001年第1期，第48-49页。
[7] 廖建林：《西欧中世纪天主教会的经济伦理及其实践活动初探》，《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第106页。
[8] 转引自龙秀清：《教会经济伦理与资本主义兴起》，《世界历史》，2001年第1期，第48-49页。
[9] 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马清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44页。
[10]龙秀清：《教会经济伦理与资本主义兴起》，《世界历史》，2001年第1期，第49-50页。
[11] 廖建林：《西欧中世纪天主教会的经济伦理及其实践活动初探》，《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第107页。
[12] 同上。
[13] 刘茜茜：《西欧中世纪基督教经济思想》，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2年，第42页。
[14] 龙秀清：《教会经济伦理与资本主义兴起》，《世界历史》，2001年第1期，第55页。
[15] 莫利诺斯：《论契约与高利贷》，巫宝三主编：《欧洲中世纪经济思想资料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