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中杀人事件——从历史学的思想谈谈对真相的认识

芥川龙之介的小说名篇《竹林中》是上个世纪拷问人性的最经典文学作品之一。在《竹林中》的沉重话题里，作者通过勾勒一个杀人事件，以他一贯冷峻、简洁的文字抛给读者一个巨大的疑问：何谓真实？存在着真实吗？如何理解话语与真理的关系？

我看了一些书评。许多人确实思考这个问题，他们或者反省人身，或者唏嘘叹惋，以为人心里面的真相着实不可知了，但毫无积极的破立——我认为，这样的“对人性真实的反思”其实是无益的，而与历史学上的一味疑古大抵相类。实际上，读《竹林中》时我们必须面对、甚至解决这个问题，而绝不能沉浸于人言可畏的惶惶和对真相虚幻的恐慌，否则即便有意义的反思，也终成无意义的歪曲。那要如何去作有益的反思呢？我想可以从历史学——尤其史料学的层面来谈谈自己对真相的认识。

作为历史爱好者，在读史的经历里，也常遇到这样的问题：什么是历史真相？历史真相存在吗？如何理解史料与历史真相的关系？另一方面，现实生活中的朋友也总对我发出质疑：历史什么的，毕竟可信吗？书上说的，文献记的，都是我们从未亲见的东西，甚至只是胜利者为自己作的辩护书——那么所谓的历史真相，到底还有吗？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应直接回答，而要先容我们从真相本身的含义说起。

从最简单的定义来说，真相就是事物的本来面目或真实情况——而可以认定的是，这个真实尽管已经消失，却任然是一种过去某一时间点上客观的、物质的存在。我们不能因为时间推移，历史已经看不见了，就全盘否定历史真相的存在。因为从我们的现实考虑，任何一件事情，我们去实践它，去完成它，都只有惟一的一次机会——正所谓时光荏苒，白驹过隙，不复西归——从古人的这些论述来看，他们也为相同的问题头疼着，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在特定的时间内，能够做出的动作也只能是惟一的一种。这个惟一的动作，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就是“第一历史”，它是不可改变，又以一种物质的形式永存的。然而此种历史虽看似存在于以往的某个时空，却永远不可能为我们所触及——这曾经成为虚无主义怀疑历史的有力借口——但我们一旦撇清了它物质的本质，那么其不可知就不再妨碍它成为“历史真相”。言既至此，那什么是历史真相，历史真相是否存在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我们着重看待的应该是第三个问题，既如何去理解史料与历史真相的关系。历史的研究，历来是极重视史料的。民国史料学派的带头人傅斯年说：“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法国年鉴学派的宗师马克·布洛克说：“史学家最困难的任务之一就是收集必须的资料。”这些对历史理论的阐述都从一个极高的角度对史料作出了肯定——史料学的极度膨胀，甚至一度导致实证主义和史料学派对学科的垄断。这些学派最得意的功底无疑就是辨伪的本事——那又牵扯出一个更具体的问题：有了史料，如何去找寻真相？

有时候历史学者真正是一个拷问官；不同的是，历史学者往往拷问死人、古卷。柯林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尽管失之偏颇，但不可否认地，史料总是惯于骗人，且乐于骗人的——那之后，就隐藏着著史者的立场和思想。我们不妨再同《竹林中》相互联系——小说的七份供言就是七个相联系的人，在不相联系的场合，对同一事件作的不同阐述。他们固然是为了自己而说谎，但到底从理论上没有串供的可能——那么这种说谎正与我们所获得的对立史料（如“甲午”中日两方的记述）类似，从而符合我们运用史料进行多重印证的前提——那么，事已至此，为了更接近真相，我们还要作些什么？

对以往历史抱持虚无主义的人至此就要退出了——他们往往倾向于相信，真相是不存在的，历史是伪造的——就好像民国时着魔以后的疑古派。若是将“怀疑”、“推翻”作为学术的最终目的，则其成果可想而知，也只有一种消极之格局。对此，钱穆的理解是“信乎此，并信乎彼，而彼此有不能并信，于是乎生疑”、“大其信而疑生，决其疑而信定。则怀疑非破信，乃立信”。他认为怀疑本身并不是目的，疑是不得已，是起于两信之不能决；而怀疑的终极目标是以信疑伪，疑而坚信，重建信仰。

抱着这种态度再来整理《竹林中》的证人证词，我们就不再感到绝望，而多少能找到一点可以确信的事情。如：细节中所有人供词一致的部分，即案发时间、地点、涉案人员、案件结果，那都是毋庸置疑的；有些部分虽然孤立，本来违背历史学“孤证不举”的原则，但鉴于证据来源是当事人，且无造假之必要，则也可一并采信——那么最终我们就已经知道，某年某月，武士金泽武弘与骑一匹秃鬃马的妻子真砂在关山与山科之间的大道上行走，被强盗多襄丸利诱入山中竹林，遂发生“竹林中”杀人事件。当时金泽武弘携有弓、箭、一把大刀；真砂携有竹笠，匕首，梳子；多襄丸携有另一把大刀及绳子。众人进入竹林时，马一直驻留在竹林外。多襄丸离开时，骑走了马，带走了两把大刀和弓箭。其中一把大刀已经被他出售。

信史到此为止，接下来的真相就布满疑云——但人毕竟要内疚心虚，则其说谎也一定是有限的，诚没有人能做到十句话，十句假；史料也是这样，不需作伪的部分，一般就不作伪，是以即便古人有意相欺，我们仍得以自那“半句真”中寻出些许蛛丝马迹。那么历史学家就要为此运用他们拷问家的技艺，不但要史料说出他们想说的，还要它们连同不想说的也一道吐出来。在读史的时候，我也常有这样的体会，即“众多各执一词的主观争议反而比唯一冷峻刻板的客观叙述更加亲切可靠”；那是因为各执一词的证言实在可以往其中窥到内情，而统一口径的话反而难明就里。那么，回到小说——在《竹林中》的案情中，经过武士的被突袭和被绑——这也是毫无疑问的——下面横在我们眼前的问题就是真砂是否进行了反抗。从多襄丸的叙述，再鉴于其母“刚强好胜，不亚于男子”的旁证——这都是属于作伪无意义的——我们应当相信真砂的反击是存在的。当然，在反击失败之后，她就遭到强奸，他的丈夫旁观了这一过程，那更加没有疑问。

接下来我们面临的问题又将是多襄丸对武弘到底有没有杀意——这一点上，他自己的供词显然不用考虑；而真砂的供词中，多襄丸扬长而去；武弘的供词中，多襄丸“溜之大吉”。我们已经知道，这三人在各自的供词中都为自己的颜面不同程度地撒谎，而惟独在此细节上除多襄丸外的两人都无撒谎必要，尤其武弘，甚至死于决斗更能成全武士之体面——是以他们的证言，也应当认为可信，既多襄丸起初对武弘并无杀意。

至此，我们已经得出可以通过文献印证而获悉的案件全部信息；之后的我所以先不提，是因为还有赖于实物的发掘和不严谨的推理。首先，我们应当确认重要的凶器——按多襄丸说是大刀，按后两者说是匕首——那么毕竟是长是短，武弘的遗体无疑充当了一个“实物史料”的作用。只要拿来验伤，长短自见分晓；倘是大刀，则多襄丸的决杀说尚有成立余地；倘是匕首，则多襄丸的说法便不攻自破，真正的死因应该另外找寻。可是，假使不幸没有实物出土，还能探索这个真相吗？

我们常说，研究历史的时候，有时不必害怕假设，反而可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只要求证的方法是科学合理的，则假设依然能够成立。那么仍然首先从无须作伪的部分入手：武弘说，他的直接致死原因是“凶器被抽走”——这话同样无须作伪——然而，多襄丸假使离去，是必定把两把大刀及弓箭一并拿走的。尤其其中一把武弘的，他甚至盘算卖出——且从另一面来想，他要拔刀根本无须蹑足走近，则最终拔出来的多半不是大刀，且拔出凶器者一定另有其人。这个人甚至有可能目击了凶案的全过程，一直伺机到最后来盗取匕首，以图财利。

我们又看见，樵夫说他见到尸体时“没有看见刀子”，所以这个目击凶案的神秘人或者在樵夫发现之前就拔完匕首离开，或者干脆就是樵夫本人——那么虚无主义者又认为倘是后者，我们还要更怀疑樵夫前此的证词，真相又不再成立。对此，我认为并无必要——因为除却匕首的存否以外，樵夫所作的其他证词都与他的盗窃无关紧要，而即便一个人知道了实情而要隐瞒的，也必因心中内疚而不能隐瞒全部，结果往往将细节说漏，或者仍有意无意透出一些实情，而实在不能自觉。是以无论这个神秘人是谁，樵夫所言与偷盗匕首无关的部分——尤其是细节部分，仍旧真实可信。

虽然，历史研究终归受限于史料流传；有些故事，总是没有定论的。就好像本案的核心情节，亦即凶杀的经过，实在扑朔迷离，无从考证，恐怕也只有依据现有的资料进行合理的推测——如根据樵夫“草地杂乱”的描述、前此我们“凶器是匕首”的推论以及各方裱饰后的供词为条件，我们又可以演绎出全过程：或许多襄丸本来不要杀人，而武弘兴许确实有过对真砂的鄙视，则真砂“刚强好胜”，其盛怒之下或者请求多襄丸弑夫，或者肆意挑唆，总之几乎一定是打起来了——但多襄丸并没有打赢，最后可能反倒是真砂用匕首给了丈夫致命一击。则多襄丸为挽回颜面，说成是自己杀的；真砂为挽回颜面，说成是无奈杀的；武弘为挽回颜面，说成是自裁的，也就不足为怪了。

当然，最后的那一段实在是小说家言，用作科学是非常荒唐的；但从另一面讲，也不啻逼近“第一历史”之一种尝试。而我写这篇考证，其实也为破除自己看《竹林中》后对真相产生的疑惧。其实真相往往并非如我们平常认识的那样高高在上、不可触摸；相反，历史学家的技艺正谕告我们：比起彷徨，我们还有许多条积极的路径以寻求真相。而学习历史首先就要学会亲近真相，切莫以怀疑为最高理想，这样才能最终如钱穆先生所说的，可以通过“破疑”达到“立信”，从而重建“上古信史”。至于再谓“虽无作伪之动机，如何便不作伪的”，又大抵钱先生所言“疑古过甚”之一流：其一则全盘疑古于学术之精进、真相之重建毫无发展；二则古人实无此等精力处处与你作伪相欺——由此可见一味怀疑之谬也大矣！是故面临错综复杂的疑云，我们不能害怕退缩，而要通过怀疑去勇于相信真实，进而探求更深刻的真实——则我们探讨人性的本原，其目的也终究是为了去信仰比我们以往所误信者更真的事物；假使不计目的将一切全然推倒，则又将“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