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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鲁迅观

身在我们的地方,不读鲁迅是近乎不可能的。因为倘你不读,老师也要你读;老师不要,考试也要你读;不要考试,便进不得学校的门——是以中国的学生,读到大学这层面的,多少知道一些鲁迅;所区别者,不过深浅、高低、好恶等琐碎的问题。

然而琐碎的问题很要紧。从小到大,随着我阅读鲁迅的阶段区别,我对鲁迅的认识也有大的区别——其实往往是这样的:小时候不想看鲁迅,就跟人家传些什么“三怕周树人”之类的鬼话,纯属好玩;后来既知道鲁迅是个人物,就强迫自己读,可仍旧似懂非懂,只晓得:噢!鲁迅是个伟大的文学家。再后来,看他的作品多了,则读他不同的文章,见到的又是不一样的鲁迅——看杂文,宛如是猛士;看诗歌,好像是幽鬼;看小说,又恰如一个无地可去的孤魂。那么鲁迅毕竟是谁?他从哪里来,又要往哪里去?以下我权结合这两个月来阅读鲁迅作品的经验,提些自己的一知半解。

鲁迅从哪里来?

这里我想先谈谈鲁迅写作的“目的”。今天早晨外国文学课结课考试的时候,陈晓兰老师给了一道题,问我们怎样理解文学与人生、文学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我于是想到人写作,多少是有些目的可言的——譬如这里的“为人生”、“为社会”,就不失为一种功利。可是鲁迅的写作,难道也是受这种功利的写作观念的影响而产生的吗?

以前我们总觉得是的。首先因为他在《呐喊·自序》里这样说:

“……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然后《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里又重申了类似的观点:

“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

乍看之下,似乎已经毋庸置疑,鲁迅的作文章——至少是作小说,无疑是怀着康梁一类的功利观,或者说“启蒙主义”的。然而在这一点上,鲁迅的说辞也自相矛盾,在他的《自选集 ·自序》一文中,又可以看见这句话:

“然而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于是竹内好这样解释鲁迅,他说:

“对于新的运动,他最初常常并不表示赞同。所以他不是先驱者。”

这句话其实非常有理。在历史上,我们很容易发现,那些能够“为人生”、“为社会”而写作,刻意捏造出一些警醒世人之句子的文人们,总是多少有些趋同的——他们总是信仰坚定,或者豪气而天真,或者狂妄而自大,但简而言之,都是从来不去怀疑自己所走之道路的正确性的。惟独那些冷静而良心的文学家们,他们在落笔之前,总要战战兢兢地对自己的思维审视再三,生怕犯了什么问题,而错误地去影响别人——鲁迅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处处可见这样的矛盾,用钱理群先生的话来说就是:

“鲁迅有一种‘内攻性冲动’,对自己拥有的全部观念、情感、选择,都要加以‘多疑’的审视。”

试问,一个有着这样情怀的长者,又怎么可能去作什么“为人生”、“为社会”的文章,来驱赶他最深爱的青年去做那些他自己都不再相信的事业呢?他自己也说:

“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

是以最终我对比观看了竹内好《鲁迅·关于作品》一章及国内学者高远东的驳论文《“仙台经验”与“弃医从文”——对竹内好曲解鲁迅文学发生原因的一点分析》之后,我仍然倾向于认同前者的观点,即鲁迅是出于一种文学的自觉而写作的,“为人生”、“为社会”之类的,并非他写作的主观意愿——至少不是主要意愿。但对于高远东“思想者鲁迅先于文学者鲁迅出现”、“自我肯定和强调反抗的浪漫主义……变为五四时期自我质疑、侧重否定性思考的深沉的现实主义”等论述,我还是赞同的。确实,在鲁迅开始写作以前——或言之他开始写作的最初,我们还能够捕捉到些许传统文人“文以载道”的思潮以及充满自我优越感的道德审视。但这种“浪漫主义”很快就随着他眼里文化革命的的丑态百出而消失不见了。

所以我认为鲁迅的文章,更多地还是“自觉”的产物;甚至可以说,他的许多作品正是从他心底掏出来的污垢,随意丢弃在这地上的——但这种“垃圾”的思辨价值,无疑还要高于一般“为人生”、“为社会”而写作的二流文人殚精竭虑想出来的寓言。倘使一定要问它,里面到底有没有对人生与社会的思考,我想还是有的——但这种“思考”绝对不同于现在的权势者扣上去的大红帽子,说是出于什么“思想家、革命家”的思量而产生的。鲁迅文学里的功利的因子,就好像拉斐尔画中的人文主义一般,只是他们追求纯粹目的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副作用,追究到底,不过因为他们作为情结高尚者的“自觉”本身就高人一筹,包含了不可胜计的人文关怀罢了——这就是说,他们作品中的社会性,是寓于他们作为文艺家的自觉之中,不能单独而存在的。他们的遭遇与民族国家的遭遇是高度统一的,他们心底的郁结极端反应了全人类的郁结——我想这应该就是所谓文学家与二流文人的区别吧!一个用心写,写自己,却好像写了全世界;另一个用笔写,写全世界,却好像只写了自己。

鲁迅往哪里去?

初读鲁迅,已经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或者是小学,或者是中学罢——其实又无关紧要,因为横竖看不懂,读来读去,不过一些字面文章,捎带一点低级趣味。所以那时候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只晓得园子很大,以及看不懂;读《故乡》,只晓得猹很机灵,以及看不懂;读《社戏》,只晓得人家田里的豆是可以拿的,以及看不懂——然而最看不懂的还是这一句:

“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那时候最没有办法领会的,便在于这希望,到底怎么会“本无所谓有,本无所谓无的”;因为仿佛从小到大接收的教谕,都是要我们去希望的:要希望好的环境,希望好的生活,从而才可以有努力、有奋斗,有一切进步和积极的事物。然而鲁迅——这个我们心目中的强者——却宛如不是这样的,他好像了无希望,却在这种前提下一路前行,如他所谓的: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我于是更加不理解了,直到最近受了挫折,有了近似的感受,才突然有所顿悟。本来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想家,小时候想要救国救民,长大了便要拯救世界,且从真心里以为好的世界是存在的,而通过历史学的手段,我们就能到达那个世界。结果我不断鞭策自己,做了许多自以为好的事情,来救这样的人,救那样的人——凡见不理想的,我就把它变成理想的;没有理想的,也让他去有理想,结果我之所谓理想并没有让身边的人好起来,却给他们带了无比的苦痛。我于是看见顾准说革命家的一句话:

“革命家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标,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标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标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

这真是何等的掷地作金石声!在世界的历史中,何尝少有这样的人物呢?我们甚至可以把它推广开来,则理想家最初都是理想主义者,历史家最初都是忠于史实者,而惟当他们都有了那个“终极目标”后,理想家可以放弃理想主义,不择手段;历史家可以放弃忠于史实,曲解材料。对于前者,就有了罗伯斯庇尔;对于后者,就有了康有为。

我突然意识到“终极目标”的可怕。这种最高级的理想,不正是《影的告别》里所谓的“黄金世界”吗?所以理想家最终极的恐怖,就在于理想高远的人是无所谓践踏当下的——他们可能为了未来的某个人,要眼前的人流血,则一旦现实的刺激迫使其放弃了作为理想尺度的理想主义,那他们甚至就不惜为了未来的某个世界,彻底把眼前的这个世界打碎!无疑,鲁迅看见了这一点。从那时刻起,他改变了做法。竹内好对此评价说:

“他不退却;也不追随。首先,他让自己与新时代论辩,由于“挣扎”而清洗自己,再把清洗后的自己从中脱出身来。”

鲁迅自己则在《墓碣文》里这样写: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前三句是极好理解的,之前我们已经说过。可是最后的“于无所希望中得救”要如何计算?这与最初我们提出的《故乡》中的理想观,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呢?不妨再读读《过客》,以及他写给友人的一段书信:

“《过客》的意思……即是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

我认为,鲁迅之所以选择从绝望中走,有两层意义:第一是因为绝望比希望更可靠。因为希望迟早要绝望,倘习惯了绝望,便无所谓希望之有无,也不会为此而迷惘。这应该就是鲁迅在《呐喊·自序》提及的给自己打的麻药,是一种在绝境中保持自我,使脚步不至为痛苦所停滞的“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更重要的意义还在另一层面:先前我们已经述及,有“终极理想”的人是易于犯错的——鲁迅年轻时也有过热血的念头,后来又亲眼验证了新文化的悲哀与盲目;是以他“不追随”,不愿去“黄金世界”,要“于天上看见深渊”,要丢掉自己的所谓“希望”。这是一种克己的保留,是一种在不能验证真理的情况下,把持自己不去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人的隐忍法。因为希望已经没有了,人就不会再偏执结果;只要看清眼下的绝望,前头有丑陋,我就打他,后头有黑暗,我也打他,不计较终点,只计较“过程”与“当下”这些最本真的东西,那么缓步前进,又有足以期待的微小希望。我不禁想起前此所见钱穆先生的一段论述:

“从研究历史用心,可以解决问题。若仅从解决某些问题上用心,却不一定能了解历史。”

这种思想法也是历史学与文学共通的。所以有良心的历史家,他不先怀政治宣传的导向,“无所希望”,而要使“治史目的”产生于治史的过程;有良心的文学家,不“为人生”、“为社会”写作,同样“无所希望”,而要把矛头转向自己的自觉。呜呼!不向希望,而向绝望,没有顽强而不屈的意志,何尝能够办到!鲁迅自己选择了反抗绝望,只为使青年有所希望,这难道不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慈悲心吗?

我于是想要追随他,也写了一首小诗,题作《希望》,祈求能够更贴近先生的白心:

啊!过路的人,你可曾有过希望?

没有。

啊!多么可怕。

那,可曾有过希望?

有。

啊!多么凄伤。

希望照在树上,

化成了残光。

在风里摇曳,在地里摇曳。

摇出来的,不是希望。

已经无梦可做了吧!

已经无路可走了吧!

回头可以绝望。

但我不能绝望!也不能希望。

因为希望终归要绝望,

我要学会绝望。

我向着绝望行走。

绝望的尽头,是炮烙吗?

绝望的尽头,是火狱吗?

绝望的尽头,是无间吗?

绝望的尽头,是黄泉吗?

不对,

绝望的尽头,还是希望!

鲁迅毕竟是谁?

最后剩下的只有这个问题——鲁迅毕竟是谁?其实按照上面两点论证下来,我想,这个题目恐怕也已经搞清楚了。前面我说我们看鲁迅的杂文,就宛如他是猛士;看鲁迅的诗歌,就好像是他幽鬼;看鲁迅的小说,他又恰如一个无地可去的孤魂——其实这些都是鲁迅身形的一个侧影,但又都不是鲁迅。现在我们宣传的一样也不是鲁迅,因为他自己也说:

“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

我想,揭露真实的鲁迅,最好还是从《在酒楼上》跟《孤独者》入手。犹记得在课上初识它们之时,那种前所未有的氛围给我带来的震撼——颓丧、挣扎、不屈、放达及所谓的魏晋风度等彼此矛盾或不矛盾的纠结在一起,织成了一个我前所未见,甚至不曾想到的鲁迅的世界。钱理群先生说,小说里的主要人物其实都是鲁迅,我似懂非懂,却又“心有戚戚焉”——在这一个刹那里,他的冰冷,他的炽热,他的愤激,他的颓唐,他的深沉,他的天真,这许许多多看似对立实则又统一的情感全部涌了出来,充满文章的这里,充满文章的那里,充满读者的脑髓。我看见一个完满的鲁迅,他向我走来,他向我笑,他安慰我:

“我卖给你,两本,一块钱。”

记得前些日子有先生的130周年诞辰。我题了一首五言律诗赠给他,云:

梦醒灵台去,秋心存故园。

文章何速朽,孤语尽难传。

浪起息伤逝,风平问乂安。

花间闻鬼魄,泣血对轩辕。

后来论坛的一位版友对我颇有意见,说:“可惜了一尊金刚怒目的鲁迅,平添了几句鸡零狗碎的浮云。”我当时这样回答他:

“你当可以有你的哈姆莱特,但我自己这样想——鲁迅本不是金刚,毋庸神化,也不愿被神化,而要淡淡地安歇、速朽。他期待自己不被人记住的那一天,正如同他期待黑暗消褪的那一天。

“以前看他的杂文,也道他只要杀这个,杀那个,就好了。后来看多了小说,才晓得他的彷徨和苦痛——这是一个怎样孤独而又慈爱的兄长啊!我要作他的兄弟、作他的伙伴,同他一起赴汤蹈火,承担他担过的一切东西——那自然他生了,我就高兴;他死了,我就吊祭;好过仰他的鼻息,而惟独将他视同金刚,淡漠他身上所受的苦痛——

“因为我实在心疼他,我们的兄长,那个一直替我们接受箭矢,却无以为报的,国民真正的健儿——周树人。”

现今我对鲁迅的亲情,大抵如是。

上一篇:从《国史大纲》引论说起——略论如何看待历史研究的目的下一篇:棕榈树倒了


已有 2 条评论
  1. “历史家可以放弃忠于史实,曲解材料。”康有为具体做了什么~

    1. 参考康有为伪作《新学伪经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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