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轩札记：《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第十三章 没完没了的“华盖运”
一、新知
1、鲁迅到中山大学时（1927），除了国文系主任，还做教务长，目的是把中大的文科办得“像样”
（1）四月十五日国民党“清党”时，他尽力号召营救学生，公开以“五四”风气为标准
2、广州激进青年对鲁迅不满，认为他躲藏和落伍
3、中山大学内部人士纠纷（顾颉刚来中山大学任教）令鲁迅仅仅在广州工作三个月就从中山大学辞职
4、国民党“四•一五”大搜捕令对国民党抱有好感的鲁迅十分震惊
（1）青年对青年的杀戮之重令他尤为震撼
5、从离开广州到上海，鲁迅交的“华盖运”
（1）因为太瘦在香港被海关人员怀疑“是贩鸦片的”，凶狠地检查
（2）江湾的一所劳动大学请他授课，两次后就没了下文
（3）郭沫若找他联合恢复《创造周报》，结果1928年报纸没有付刊，郭沫若等人却在《文化批判》杂志上攻击他是“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法西斯主义者”
（4）北新书局欠他近万元的版税，迟迟不付，他只好请律师打官司，才一点一点地讨回来
（5）景云里23号晚上十分吵闹，各种唱戏声、打麻将声、大笑声彻夜不停
（6）后门一位名律师家的儿子公然对鲁迅家搞破坏，无奈只能搬到景云里18号，却仍不罢休，甚至纵火
（7）在广州时的学生廖立峨跑到上海来在他家白吃白住数月，提出种种要求，最后不欢而去
（8）鲁迅所雇女佣的丈夫前来要人，鲁迅垫付150元后，女佣却不辞而别
二、新知
1、鲁迅怎么一直都在做事
读到这里，我已经越发地惊讶了：鲁迅对人生和社会改革始终抱有那样强烈的怀疑，怎么却又一直都在做事？你看他这里，除了做系主任、教务长，还要营救学生、到处演讲，他哪里来的精力和动力？况且照王晓明老师说，鲁迅“即便极力振作，在演讲会高呼口号，话一说长了，还是会流露出阴郁的意思”，这样辛苦，都不肯放弃演绎人生，到底是为什么呢？
也许我把鲁迅想得太简单了。大概他正是我所谓的真正的沧桑者吧，世界和人们带给了他许多的绝望，但并不能带给他世俗的那种绝望——或者说，这种绝望不能停止他的脚步。他仍然要工作，为了自己和身边的人的饭碗工作，为了别人的理想工作，也为了这世界上“可能有”的光明工作。只要自己对虚无的观察不是从“本体论证明”的，那就还有破解的余地，就不妨从这个余地工作，以期终于有破解的一天。
那么此处以北大的要求来要求中山大学，理由也很清楚了。北大也并非很好，中大也并非很差——更重要的是，北大的路也不一定正确、有效，然而在绝望的大背景下，目所能见的改善就是最大的改善，即便人生不能更好，社会不能完善，能亲眼看见的人的喜悦和轻松，就是唯一真实的目标
2、广州的青年
1927年的广州青年似乎是我认识中的“愤青”的典范。他们热烈欢迎“革命”的鲁迅，然后在发现鲁迅的清醒——他们把那叫做懦弱与反动——之后，就转而反对他。他们就同法国大革命时期那些逃向自由的暴民一样，闹哄哄地涌向被某人所指点的“未来”，不去想它到来的可能性，也不在意那迎接它的方法，仿佛只要大家激情地叫一叫，事情就这样成了。
也不知道是他们引导形势，还是形势引导他们。但他们掌握“形势”这个名词，这把利剑，去恣意砍伐别人，如“认为在北伐的形势下，《阿Q正传》那样的作品已经没有资格再自称是革命的文学。而鲁迅竟然还辩解——如果他知道拉法耶特侯爵的下场，不知道他还会不会这样做？革命是一场暴力、盲目的群众运动，一旦掀起，就只能添油加醋，不要妄图利用前期积累的名声引导、改向乃至阻挡，否则只有粉身碎骨。所以一般这种时候，只要摇头叹息，就是最好的了。
3、清党与青年的杀戮
如果“清党”真的带给鲁迅很大的震撼，说明鲁迅没有看清楚国民党。或者说，没有看清楚中国这些“党”的状态。然而他后来对共产党看得很清，实际上，中国怎么样，他也不是不了解，所以我想，他的“震惊”大概来自于幻想破灭的突兀吧——虽然知道终归不成，但一副祥和的景象，顷刻之间就这样破裂，总是会给人带来一点冲击。
至于青年之间的杀戮为什么那么重，我想，还是因为青年的“杀气”最重，他们的经历最简单，对世界的理解也最省略，容易把万千责任归于某一点。就像上面的广州愤青一样，他倘使代表“革命”，那你一旦成了“反革命”；或者他是“爱国者”，你是“汉奸”，那就要“为了国家的前途”不遗余力地消灭你。所以我想在“文革”中最热心的，无非是势利的闲人与理想的青年，前者因为嫉妒和平日的磨擦射的暗箭，还是个别；后者因为愤怒与慷慨迎面砍下的板斧，那就“宜乎众矣”。
4、鲁迅的轻信
看到这一节末鲁迅所交的“华盖运”，我当然也很叹息，为何他要这么不顺。然而，尽管他对人性和社会有着那么多的怀疑，在这许多的“华盖运”中，我却分明地看见了他的轻信。“劳动大学的校长”也好，郭沫若也好，廖立峨也好，甚至于那位女佣；换作我，恐怕是哪一个也不会信的，然而鲁迅全信了，并且被一次次背叛，这在他身上应该是能找到原因的。
我猜，鲁迅会轻信别人，大概就因为对人性怀疑得深。前面已经多次说过：他不愿接受自己的怀疑和绝望，因此我想，大概就像他尝试社会改革一样，他要尝试相信别人，特别是尝试相信那些“惊醒的可怜人”。所以他对廖立峨这么好：不仅给他的情人和兄弟白吃白住，还托郁达夫找工作，甚至自己出钱伪装成工资。可廖立峨竟然不做，还窃了鲁迅的财物而去，这个伤害一定是极大的——自己的实践有失败了，企图相信的世间最可能可靠的一类人，到底还是这样，人怎么还能信呢？
但鲁迅依然那样热情地帮助敏感而穷困的文学青年。对于这样的人，他从不吝供养和拔擢，我想，这也和前面的心境相同。因为看着他们的成长，看着他们呼唤光明，就仿佛自己先前的定论愈加地错了，而中国只要有这些人，就可能还会有勃勃的生机。这种孤独和寂寞的哀伤，那些只会盛情夸耀或恶语中伤鲁迅的人，只怕永远也不会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