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轩札记：《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第九章 从悲观到虚无

一、新知

1、20年代，鲁迅的身体逐渐恶化，开始出现肺病的征兆，经常通宵、酗酒
2、鲁迅的思想陷入人道主义与个人的无治主义两极的消长起伏
3、“绥惠略夫式的人物”：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终至成了单人，忿激之余，一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
4、1922年，北大曾有反对讲义收费风潮，办了一个替罪的“首恶”冯省三后，讲义费得以取消
5、鲁迅的“散胙论”（即小见大，1922）：“凡有牺牲在祭坛前沥血之后，所留给大家的，实在只有‘散胙’这一件事了。”
6、《颓败线的颤动》（1925）与鲁迅的心声（两地书，1926）：“我先前何尝不出于自愿，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自以为快活。而现在呢，人们笑我瘦了，除掉那一个人之外，连饮过我的血的人，也都在嘲笑我的瘦了。这实在使我愤怒。……我的渐渐倾向个人主义，就是为此。”
7、《记“杨树达”君的袭来》：鲁迅内心对人严重怀疑的一面镜子
8、自我封闭（致孙伏园，1923）：“记得我已曾将定例声明，即一者不再与新认识的人往还，二者不再与陌生人认识。”
9、对人性的近乎苛刻的挑剔：“在爱情浓烈的时候，哪里会想到来世呢？”
10、对社会改革的虚无感（杂语，1925）：“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了，但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
11、虚无过后的转向自我（两地书，1926）：“积几文钱，将来什么都不做，苦苦过活。”

二、新语

1、为启蒙者不值

我一度以为鲁迅不会为启蒙者不值。因为鲁迅开始就预见了启蒙的结果，而且启蒙者大抵是自己选择投身，并且实践了他们的精神。然而我错了，鲁迅很为他们不值。我想，也许还是因为他太善良，过分看重启蒙者的努力，或者入戏太深，误把启蒙者的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了（当然一些启蒙者所希求的事业也是他希求的，这可能使他在心里与这些人颇为亲近）。

实际上，鲁迅之所以会那样轻易地为他们不值，而不觉得这积累的牺牲是“有意义的”，恐怕还因为他自己没有为那样的启蒙献身的道德理想。真正的启蒙者与他不一样，他们在这启蒙中可以获得极度的道德满足，而鲁迅得到的只是虚无——所以那反应也不同，前者正以为自己在做世界上最伟大崇高的事业，怎么会为一点小的挫折退缩？反过来，鲁迅完全基于对启蒙可能的结果的偏爱都勉强投身，一旦觉察到这结果越离越远，当然要患得患失，总觉得启蒙非但从救国上不成，单是启蒙者自己就有被辜负的风险，毋宁不做了。

鲁迅这一特质确实前后连贯。如王晓明老师所说，早在鲁迅回国以前，他的文章里就明显表现出对于民众的轻蔑，“把他们对启蒙的态度设想得这么坏”，“又怎么能维持住向大众启蒙的热情”。后来果不其然，回来没有多久，他对启蒙就没有热情，也不相信其可为。后来虽然处于一些机缘去做了，但很快又对大众完全失去信心，最后连搅和其中都不愿意了。我想，大概鲁迅的最终为启蒙者和自己不值，是从他接受启蒙主义的态度开始就已经决定了的。

2、“多数人”的心态

王晓明老师特地在书中指出，鲁迅“现在说的‘群众’却是把青年学生，而且是闹风潮的学生，都包括在内”，认为鲁迅此时“竟似乎将他们看得与华老栓没什么两样”，其实可能未必的。鲁迅当然知道青年学生与华老栓之间的区别，然而他们之间却有一个致命的共同点，即他们在局部斗争中，都是“多数人”的身份。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法不责众”，那涵义大概有两层吧：第一可能是法律不以多数人的行为为不好的，第二则在于多数人假使不好了，法律也很难去责罚他们。因此，当自己在斗争中获得“多数人”地位以后，仿佛就立于不败之地了，最好这时候还有人跳出去，那就可以做不流血的旁观者，也可以选择庆幸、嘲笑和坐享其成。

所以传统的用少数人的一腔热血去激发大众的启蒙法，姑且不论内容可不可靠，但从形式上就是行不通的。保持启蒙的理想投身公共生活更加危机四伏，首先就不能说真话、讲真学术——因为群众偏爱简单、执行力强的理论；其次也不能太投入，因为群众的行动总迟钝于一般的预期。而这种启蒙即便成了，群众也不会真的思考，只不过成了另一种盲从统治下的机器罢了。

3、鲁迅绝望的路径

通向绝望的路径有很多种。有的人通过理性导向虚无，我想，西方有很多哲学家恐怕就是这样的。他们用深奥复杂的推理，堂而皇之地算出“做了＝没做”的公式，然后从此与社会改革这类俗物绝了缘。然而鲁迅无疑不是这样的，相反，他最初从理性上认识到——社会可以改革，然而又在经验中逐渐体会到其不可为。他唯一的方法是实干，然后凭过人的敏锐体验，结果终于让他越来越深地走向了绝望。

在开始“呐喊”之前，青年时代的种种经历就告诉他：这件事不行，因为中国人是这样的。这种怀疑恐怕首先不是基于政治理论上的，而是对人的根本的怀疑——启蒙和被启蒙者两边，他都不很信任，即便思想设计得再好，人是如此，又怎么施展得出来？

随后是实践的失败——这种实践本来可能有指望它打破自己原先的怀疑，然而结论却进一步证实了“希望的必无”。然而自始至终，鲁迅的这种对社会变革的怀疑和绝望都不是形而上的。他只说“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却没说路是没有的。而自始至终，他也没有系统地去论证社会变革是怎样不可行的，甚至于极端些，他可能并不以为中国人以外的民族，希望都是无的。所以我想，鲁迅的绝望由始至终都只是实践层面的，这种虚无从论证的角度是不完整的，所以才给了他“反抗绝望”的余地。

4、“积几文钱，将来什么都不做，苦苦过活”

鲁迅说出这样的话，起初令我感到讶异。然而仔细一想，却又不足为奇。即便现在的我，不也常常有一种冲动，要就此告别学术，跟璐妍一起平平静静地过完一生拉倒吗？

在王晓明老师看来，这种投身个人主义的冲动，是因为“中国的文人身上，理想主义精神本来就不强大，宗教热忱更是淡薄”，所以“难承受这样的悲观”。我从前以为自己的理想主义是根深蒂固的，现在看来，也不过是“理智上有错觉，实际人生体验还要深深地影响”吧。回想起来，即便在我最狂热的时候，遭到璐妍“倘你启蒙的人要背叛你，你又该如何自处”的疑问，我不也是哑口无言吗？

然而对王晓明老师描述的中国文人逃避悲观的路，我觉有一点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其实那过程可能并不这样复杂，而是对人生的意义感到虚无以后，在理性的这一面就很难得到满足了。然而人总要借着满足活下去，那无非就只能封印复杂的理性，凭官能和思维感觉上的直观过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