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轩札记：《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第十四章 局外人的沮丧

一、新知

1、1927年国民党“清党”后，鲁迅成为了“局外人”：“时事纷纭，局外人莫名其妙（恐局中人亦莫名其妙，所以上两个月来，凡关涉政治者一概不做。”
2、“清党”后，鲁迅的思想开始全面倒退到抄碑时期：将“革命”与残酷和吃人的历史等同；提出“醉虾”理论，回归《〈呐喊〉序》与《娜拉走后怎样》的论调
3、“清党”后，鲁迅知识分子的优越感、责任感和自信开始进一步崩溃：“我之所以偷生者，因为他们大多数不识字，不知道，并且我的话也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答有恒先生，1927）
4、鲁迅对知识分子立场问题的重新思考：同样通过“重估”，得出失败和痛苦的“理所当然”以解脱
5、生存意义遭到自己的疑问和否定后，鲁迅走向了“刹那主义”

二、新语

1、全面回归与“总爆发”

鲁迅之所以会在这一时期将思想全面倒退到抄碑时期的原因，我想我大概可以琢磨出来。原本他出来做事，就是极不情愿的。他并不相信这事情能做成，甚至不觉得这努力是应当的。然而冲着那理想的“好”和前景的“善”，他勉强出来做事，情绪当然不会太高。然而就在这做的经历中，可能逐渐产生了一种错觉，即：说不定能做好，因为现在似乎也改善了一点，未见得就做不成。而且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思想，不是很有意思，比过去我想象的要上道一些吗？这还是他的轻信。可最终，这种对社会革命的幻想还是破灭了。

他原以为说不定能有一些不同的东西，毕竟没有什么不同。于是发现这一点之后，他就说：“中国革命的历史，自古以来，只不过是向外族学习他们的残酷性。这次的革命运动，也只是在三民主义——国民革命等言辞大的掩护下，肆无忌惮地实行超过军阀的残酷行为而告终”，“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这就相当于绝望了两次，结果成了绝望的次方，更深的绝望和颓唐。你想想：原先因为看了一些人事，已经觉得人类社会没有什么好的前景；后来为了对抗自己这股颓唐与“鬼气”，勉力出来工作，好容易有一点成绩，连自己也以为事情至少能有所推进了，却又横遭晴天霹雳。这种失望与前一次相比，毫无疑问更加巨大，对他的影响也跟我给激烈，无怪他要一改“‘革命’一直是个褒义词”的观点，反过来“把革命看成是变幻无常的残杀，滥杀无辜的借口，甚至把中国革命的历史等同于残酷和吃人的历史”了。

2、对于自己工作的“价值”的认同

思想既然倒退回“抄碑”时期，那么鲁迅对自己工作价值的认同也一定会发生变化。他当然不会觉得自己在做“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然而参加实践以来的错觉也一定让他感觉充实，否则何以对许广平说什么“所谓地位者，就是指我历来的一点小小工作而言，怕因我的行动的巨变而失力量”、“我对于名誉，地位，什么都不要，只要枭蛇鬼怪够了”。既然说这些，说明之前在他心里，名誉、地位等还是重要的。说白了，他心里没有其他坚定的信念，只有这种知识分子的自尊和被人尊敬的感觉能激活他的神经，驱使他继续做这项他看不见前景的工作。

现在这种激活没有了。“清党”让他的责任感和被依赖感都淡泊了，剩下来的是无力和发现自己无力的懊丧。为了摆脱原先的“鬼气”，自己做了那么多，社会非但没有转好，连转坏的那一次动荡都没有把他波及。闹了半天，他的敌人那样轻视自己！于是他断定，自己“先前的呐喊‘其实也是无聊的’”，它并不能够触痛社会和民众，否则，‘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是啊，我竟然还活着，没有送命，说明我做的事情根本就不痛不痒嘛！

他的自信没有了。他发现：原来自己的工作，除了惊起几个“醉虾”，让他们送命之外，就好像石沉大海，并不起什么波澜。然而惊起“醉虾”是一个到逆的成就，是他所不愿看到的，那么这种工作还有什么价值可言？自己毕竟在做一些什么？鲁迅对自己工作的认同彻底破产了，实践非但是失败的，自己对社会影响更近乎零，不是正的也不是负的，这让一向对社会有特殊关怀的他怎么受呢！王晓明老师说得好：“在他的心里天平上面，‘社会’其实比什么都重‘，他可以对社会表示绝望，却不能够失去社会对他的敬重，因为他对自己的全部信心，都是建筑在这敬重之上”。现在他什么都失去了。

3、“戏谑式的”新起点

鲁迅给自己找到了新起点。就像当初为了对抗鬼气，重估自己的价值观念一样，鲁迅再次重估了自己对文学家的期待，以寻找新的立足点。鲁迅用了四场演说来实现这一目的：《关于知识阶级》、《关于文学与革命问题》、《文学与社会》和《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这四场演说的要义，被王晓明老师归结为：知识分子和文艺家的特性是敏感，他们说出社会和民众体验到却未能说出的，除此之外并无实际的力量。然而因为说话，就会与权力发生冲突，所谓说出社会经受的苦痛，会被认为是夸大行政的弊端，然后灭杀。这个结果是：知识分子和文艺家永远受苦受难，“即共了产，文学家还是站不住脚”。

到此为止，王晓明老师将鲁迅的这番言论与“中间物”说法作比，说是再次求助于“必然性”摆正自己的立场，我认为并不问题。可是关键在第四点。鲁迅说“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社会太寂寞了，有这样的人，才觉得有趣些”，这种把知识分子和文艺家的存在意义寄托在“热闹”上的想法，简直是戏谑性的。鲁迅大抵用这样的话来解嘲，然而这种戏谑，却暴露出他的官能感受转向——也即，他开始以感觉的标准来规定人生的尺度，而不是理智了。

突然想起马克•布洛赫在《为历史学辩护》里说的：“即便不能证明历史的其他用途，至少还可以肯定，人各有所好，历史无疑具有娱乐的价值，或者更确切地说，至少人们确实对历史感兴趣，我本人就多年乐此不疲。”现在看来，戏谑的态度大概是学者面对虚无时最后的自留地与护身符，毕竟透过感官的刺激，人还能继续站起来，不至于瘫倒，而倒着并不比站着更舒服。

4、“刹那主义”的来由

鲁迅的想法是连贯的。因为实践的破灭，所以思想回归实践前的断言；一旦作出回归，必定质疑自己工作的价值；价值站不住脚之后，就开始颇有些戏谑地看待人生。这个心路历程是真是并且通顺的，那么他的转向“刹那主义”，也近似可以预计的——这就是在价值和自我实现的观念上回退到感觉的重要表现。

譬如鲁迅从1927年到1931年仍然持续接受国民党的“五毛费”，又在演讲里说“说什么都是假的，积蓄点钱要紧”。王晓明老师说，这是“看破了‘义’的虚妄，先管‘利’的实益要紧的虚无情绪”；我觉得，大概是从理智而实践的失败未能反对从感性来的结论，反而使道德一类的东西再不能给予他自我实现的满足感了。鲁迅又不知道什么别的满足方法，于是就简单地赌气，说要退回到“猪的生活”。

然而鲁迅身上积蓄了那样大的复杂与多样，就在他抄碑抄得绝望时，不也用理智来反对另一面的理智，结果成功让自己滑稽地出山了吗？他现在要退守，也无法真的回去过猪的生活，因为他知道得太多，又缺乏冲破人生的力量，因而只能愤恨地说一些这样的话给别人，让他们走上快乐的猪的道路，自己却做不到，非要“不止一次地那出钱来，帮助陷于困厄的青年人”。

可是这种矛盾被悬搁了，却给鲁迅带来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即他失去了统一的思考的发力点，他对道德和他人品行的取向的判断也会因而变得混乱和不连续。一腔雄厚的内力无处发泄，就在体内乱捣，闹得异常激荡。一会喜欢别人，一会讨厌别人，时而觉得必须帮助一些人，时而又觉得所有人都不好，这虽不是唯一的原因，但我想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还有他那与别人、乃至社会的疏离感只怕再也难以消除了，因为他不仅看透婚姻，还说出这样的话：“后来一看，那边，家里是别有世界，我之在不在毫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早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