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轩札记：《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第二十章 面对命运的启示

一、新知

1、鲁迅的七条遗嘱：每一条都透着对人的不信任，代表他对自己人生的总结
2、对鲁迅人生的总结
（1）是处处碰壁，走投无路的一生：从绍兴到南京（18），从南京去日本（22），从日本回老家（29），从绍兴去北京（32），从北京去厦门（46），从厦门去广州（46），从广州去上海（47）
（2）是逃离绝望和鬼气的“启示”，热切想要抓住希望的一生
　1）“只要还有一点力气，他就不会愿意沉静下来，而总要上下求索，哪怕只是找到一条不成形的土路，他都会急切地跨进去，尽可能迅速地逃离那对人生悲剧的阴郁的体悟
　2）三次逃离：1918年，此报告绍兴会馆逃向启蒙主义的呐喊队；1926年，此报告风沙蔽日的北京逃向温暖明亮的南方，1930年，从孤寂的自由知识分子逃向与共产党结盟的激进反抗者的营垒
　3）最终三次逃离都失败了，鲁迅才开始正视那“启示”
3、中国文人的根性
（1）不愿意长久地正视现实，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真实命运；总要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消解自己对命运的真实感受，来减轻对自己的精神重压
（2）两条路径：瞒与骗；孔子式的理想主义和庄子式的虚无主义（匮乏的想象力和并不充沛的思想资源让他们无法开辟另一条道路）
（3）表现：近代中国几乎大多数知识分子，都热衷于鼓吹乐观主义，似乎中国并非是没入黑暗，而是在迎向光明；另外有知识分子能看出这些叫喊的虚伪和浅薄，但他们大都避入了虚无主义，实际从另一个方向中止了对中国人真实境遇的紧张的探究；一部现代中国的思想历史，几乎全是这一类有意无意的隐瞒和逃避

二、新语

1、鲁迅——事业与人生的二重失败

漫长的鲁迅的人生终于走完了。他走得很辛苦，我看得也格外伤心、落寞。如王晓明老师所说，“以鲁迅那样的智慧和才华，却只获得这样一份命运”，到头来，真的让人不胜唏嘘。可关键的是，鲁迅的悲剧是如何写成的——为什么在通往人生的这么多条路中，鲁迅独走出了一条最悲哀痛苦的呢？

王晓明老师将它付于鲁迅的遭遇与他身上传统的中国文人性的矛盾。鲁迅的遭遇是一个经典的现代学者的遭遇，在这样的遭遇下，应该诞生的是现代性的哲学，也只有这样的哲学才能救鲁迅。但是他没能领悟这样的哲学。归结原因，就是他身上的传统的中国的文人性作祟。对此，王晓明老师的解释是：中国的文人太“不愿意长久地正视现实，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真实命运”，又太擅长“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消解自己对命运的真实感受，来减轻对自己的精神重压”了。我想，大概“孔子式的理想主义”和“庄子式的虚无主义”这两条道路实在太过于平坦和坚固了，在匮乏的想象力和并不充沛的思想资源让他们无法开辟另一条道路时，人就要毫无疑问地走上这两条老路。

鲁迅也是这样。用王晓明老师的话来说，就是“他如果深深地沉浸入自己的怀疑和悲观，沉浸入他对个人、民族、社会和文化悲剧的独特的体悟，不是急于推开命运的启示，而是认真地谛视它，倾听它，在心里反复地咀嚼它，将全身心都投入对它的领会之中，他是不是就能向世人提供一种对现代中国历史命运的既非乐观主义，也非虚无主义的透彻的启示，使我们后人在精神上少走许多弯路呢？但我现在明白了这其实还是妄想，鲁迅不可能做这件事。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和现实条件，决定了中国还不会产生一种能够将悲观主义信仰到底，并且有勇气将它发扬到底的人。”从这一面来说，鲁迅身上的和他传达出来的“鬼气”，才是他一生思想中最闪光的亮点；可是他却和所有的中国文人一样，分明不肯承受这生命的“轻”——于是他就必须为自己的生命寻找一些重量，压在上面。这一压，现代性的哲学就离他远去了。

但鲁迅毕竟比其他的人要敏感。倘说其他的中国文人还可以就此挖个洞就逃了，鲁迅却不能，因为他的敏感，他必比别人更加意识到现代性的迫近——他身上的“鬼气”就是最好的证明。所以鲁迅还失去了更多。他的事业和人生都是失败的，这种失败，我先前说是因为他的首鼠两端，而这种首鼠两端，就是他感觉的敏感和理智上的迟钝，或者说脆弱造成的。

比如他对社会和人生的看法。他分明感受到生命的实存的气息，知道个体性的重要，却没有办法清楚地把握它。在他一生的逃脱中，每一次都体会到生命的不息的执拗和向上的冲力，但他却只会用理智去分析，不晓得用直观来感受。当我看见他垂垂老矣，因为吃一桌好饭沾沾自喜，却还要用理智去驳斥它“这样做不好”时，我沉默了。这样的鲁迅，哪里有可能穿越“鬼气”？社会和人生的矛盾在他这里不断地加深，而不是消解，最终造成了他人生的目的的异化，变成一生的痛苦。直到临终前，他才想起好好看看身边这个世界——但那为时已晚。

在社会变革这一面上，他也沉浸在不断加深的矛盾中，不能自拔。他既不能安于解释世界，又不相信别人改造世界的诚意，这就造成了理想与实践在他那里深深的冲突。本来从事用理性解释世界的人，不必太顾虑现实的可行性，否则思考就容易变得凝滞和不真诚；而从事改造世界的实践的人，也无须总反思理想的真实性，否则行动就一定变得迟钝而无效率。鲁迅恰恰是如此，他做学术时，总时时关注变革的局面，然后就悔恨，觉得静静守在书斋里，是退缩，并无什么意思；而一旦出去做事，他又瞻前顾后，用苛刻的眼光去审查可能的欺骗。不安于著书，又不相信鼓动，这使得他的痛苦倍增，而行动力却锐减，最后一事无成。

归根结蒂，鲁迅的思想还是属于上一个时代的。如果他能超越生命的虚无的荒谬，用直观把握人心底的意志，那么他就有可能真正振作起来，鼓起他超人的生命力向死而生；又或者他能看破既有的是非的价值，用“应有”来还原理想和现实的道路，他就有可能找到一条路，突破善恶直奔人自在的状态而去。但他受困于代代相传的观念的控制，太过于在意那种“修齐治平”的人生价值的模式，也不能认识到关于社会的理性的和实践的方法的同一性和目的的一致性。他接受的观念那么差，所处的时代又那样庸俗和浮躁，结果这位过人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只能在汹涌的社会大潮中痛苦地过完了他的一生，最终只为人类提供了相对于他才华的，少得可怜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