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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宁永久沉睡

究竟怎样的东西,才应该永久地沉睡在地底,不教它重见天日呢?纵览人类的历史,好像都是这样一些令人不快的事物——如骄妒贪色的七罪宗,灭绝人性的种族屠杀等。可实际上,我们所不愿见到的情景,难道仅限制于有这些吗?我想终归不是的。

早在两年以前,在我还管理着信长之野望贴吧的时候;我写了《哀哉百度日史之景也》,以埋怨当时百度日史圈内原创文章和精华讨论的凋敝。在那之间,我抒发了对昔日百度日本战国贴吧治学气氛的向往;故此于两周之间,当我初由吧友安纭处得知日本战国吧已重新开放的消息时,我的心里是不胜喜悦的。

可是让尘封已久的过去突然接触新鲜空气的结局是可怕的——当毫无价值的刷版与没有出处的转贴充满荧幕时,我迅速终止了对吧主的竞选,并开始感到恐惧。这就是现实的力量啊!在一片漫无边际的混乱中,我只迷离地意识到——日本战国吧毁了。

在这一次风卷残云似地扫荡“曹操墓”之前,我对中国的考古者们还是抱有相当程度之好感的。因为前此他们曾有过一个行为让我倍感欣慰,那就是对秦陵地宫的迟迟不发。当过往的教训已经明白地告诉我们,有些汉陶一经出土,他们精致的色彩就迅速地卷起来,以致要永远消失在这个世界;而最初挖掘的兵马车佣,也许正因此永远失去完好保存的机会——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侵占它们,最后让所有人永远失去一窥其原貌的可能呢?

大概这个世界上,原本就有一些美好是我们注定要见不到的;但如果惟有我们现在的见之不到,才使得它们能够有被后人所欣赏的一天,我们可否欣然放弃这本不属于我们的权利?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克服求知欲是不易的,克服财欲则更为难得;是以考古及操纵考古者的德行便要在这关头体现出来,弥足珍贵——而后人正等待着从门票与门禁的抉择里,看到我们这一个时代的良心。兴许它将会成为我们这段浮夸岁月所能传承给后人的唯一精神财富,所以秦陵的地宫,我希望在我们的时代——无论科学水平还是社会心态——在它们都变好之前,毋宁永远沉睡。

从战国时代至于今天的两千多年时间里,我想孔、孟多半是在哭泣的。因为他们尽管在名义上被尊崇为圣贤,他们开创的“儒学”也成为古代中国贯穿始终的正统思想,他们真正想要传达的东西——他们自己的学说——却一再地被忽视了。从一开始,刘彻想要的就不是“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注1]这样的包袱,也不会去理睬什么“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鬼话;他想要的只是一个能让他开疆拓土,独尊世间的理由;同样地,朱熹关心的也不是孔孟之道究竟如何,而只是想排遣佛、道思想的威胁,重塑儒学家的高尚地位罢了。否则一个注重人性的民本思潮,其最高标准何竟成为泯灭人欲?于是孔、孟所谓的“儒”,便这样在一代代人的手里肮脏起来,变得不恰似“儒”了。直至清末民初,它呈现在我们面前时,已经全然沦落成专制主义的道具,理所当然地要被打倒了。孔、孟也随即为此背上黑锅,一并地沉没了。

现在又有一些人,说要复兴儒学。他们写了很多书,从金融、股票到社会、职场,无不把《论语》奉若神明,似乎真可以一通百通一般。我看,那也实在假得可以——且去找些他们的“著作”来研究,实际上,说财经的依然是说财经,讲诡斗的仍旧是讲诡斗;所区别者,不过在“汲取古人智慧”的旗号下,把他们要说的生拉硬拽到儒学的体系中而已。他们要表达的,归根结蒂,还是属于这个时代的东西;而毕竟孔、孟不明就理,非要以他们的言谈举止来迎合当前社会的种种,则不仅无益,反而可笑了。我想,倘若真的对先人还存有些许的尊崇和敬畏,就不应无由惊扰他们的灵魂,反而正要放开枷锁——由他们自在休息,毋宁永久沉睡。

其实孔、孟的境遇又不只是个例而已。韩寒曾经说,“先人也很可怜,引用他们的很多话,很多时候不是因为尊敬他们,而是凑巧他们和自己想的一样,利用一下这些话,去反驳或者批评一个和自己想的不一样的人罢了。”这话实在不错——宛如我的母亲,纵使她从来不知道黑格尔其人,也未曾想过要考证原文及其本来意义,她依然可以用“存在即合理”这个一直以来被人随意解释的句子来辩护自己的行为。这体现在孔、孟身上,就成了从古至今恭维他们的人,从来不是出于对他们的真正膜拜,而只是想利用他们的影响罢了;其结果是,孔、孟的形象其实并不因董仲舒、朱熹们的炒作而变得搞大了,反倒变成束缚人心的罪魁祸首,一度陷入万劫不复。

上学期的“一模”考试中,出了这样的一篇考题,要我们作文谈谈语文课本的更换选文。也许确实应该去辨析古典文化与当前时代的关系,但我的心里更加明白却是,在这样的教学环境下,怎样的改换课文都只是换汤不换药而已。当我们已经习惯将各具性格的鲜活文章肢解成枯燥机械的语言点时,它们对我们就已经没有任何区别——因而我想的是,或许经典文章的下架的确是一件好事,因为它们从此逃脱了被考试和名利涂抹成糟粕的命运。当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已经不再唤起人的眼泪时,何不容他们飘摇而下,到一片宁静的净土去休息呢?比起见到枯枝矗立在雨雪里挣扎,我宁可祝福那些生命里的美好,在这个时代变得不再险恶之前,毋宁永久沉睡。

我从来不与人轻淡本国的历史,尤其是近现代的——因为事情明暗恍惚,总寻不出一个真相出来。只有一回,璐妍的父亲要考察我红军的肃反,还教训说眼光不要总放得太长,因为近世的、本国的亦不失为历史。

我才不得不去翻书架上那些建国后的历史书,可是每及于序言,就总念不下去。对比昔日钱穆的历史书中说任何一国之国民“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在六十年代以后的史学著作里,我只成片地看见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溜须拍马及诸如“对于封建时代的阶级统治,我们应高举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辩证批判地看待”此类的空话。他们与钱穆先生的区别仅仅在三两语间,却就此酿成了思想之主人与思想之奴隶的区别。

我想,如果我今生要在中国做历史,做中国近代的历史,则势必也要做奴隶——首先要做史料的奴隶,其次是政治的奴隶。但其实他们又同归一处,因为既得利益者不愿给你正确的史料,你便得不到正确的结论;而纵使得到正确的结论,也得不到合理的印证,最终只有徘徊在经史考据之中,浪费掉自己的年华。我们其实不关心学潮,可即便拿孙中山的主义,其“新三民”究竟为何?恐怕跑遍两岸三地,都找不到一个可以信服的结果——因为以我们的传统,盛世修史,历史是只给盛世服务的。

所以我很害怕还在我们的盛世,就对某一件事情下了确凿的定论。因为以现在的环境——思想禁锢与学术腐败来说,真正在历史研究上取得突破性创造是不可能的。一个原本可能优秀的观念,如果一定要看到它冒着被积毁销骨的危险降临在这个时代,毋宁永久沉睡。

或者所有纯洁的东西,终于都逃不掉被污染的可能。孩童的笑脸、家庭的欢乐、恋人的纯洁、理想的完璧;这些一度无关尘垢的东西,而今都时时暴露在现实的威胁中。我曾经期待过日本战国吧的重兴,但事实教育我,不应再做那样的打算了——因为,那就宛如埋葬了千年的古尸,猛然见光之下,也许连平日里虚假的光鲜都维持不了,就徒然化成了灰烬。那么对于我们所珍视的过去,与其把它们丢在风里摇曳,毋宁容其永久沉睡——而惟有让它们继续在黑暗里保存下去,才可能有重新找回光明的一天。

和月清岚

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注1]出自《荀子·王制》,但与孟子理想基本相符,故此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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