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做什么学术？

我要做什么学术？这是最近几个月来时常折磨我的问题，也是我学术狂热退潮后重新开展反思的必由之路。可实际上，对于这一问题的反思并不能直接地开展，它还有一个必要的前提，必须在此之前就厘清，那就是我为什么要做学术。

我为什么要做学术？这个问题似乎已经很久远了，因为我记不清上一次思考它的时间。也许是4、5年前，又或者更早，但毋庸置疑，它从我视线里消失了很久，以至于我都忘记了它的存在。早在高中时代的某一天，我的身心就被纳入了学术轨道。我立志做一个学人，终身阅读和思考，如果幸运，还要在这一面上有所突破。这是我这些年一切行动的前提，然而这个前提现在正面临危机——它迫切地需要一场怀疑和反思，来重新决定它的地位。

做学术可以为我带来什么？这个问题又是解答前一个问题的钥匙。人的行为应当有确凿的利己性，否则其行动就是不可预期的，或者非理性的，无法持续、稳定地再现。所以做学术一定能为我带来实际的利益，否则我将不可能热衷它、贯彻它、坚持它，并最终实现它。经过粗略的分析，我认为这种好处大致有以下几种可能：第一，做学术可能提升我的社会地位，让我生活得更加体面；第二，做学术可能提升我的精神修养，让我成为一个更受欢迎的人；第三，做学术可能寻求到这个世界的真相，畅通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识；第四，做学术有一种原始的快感，给人一种如性交般强烈的刺激。

首先可以排除的是第一种，因为在这个时代，要提升社会地位、体面生活，不应该去做学术，而要去赚钱。赚钱越多，生活就越滋润，也越容易获得他人的尊敬。在这个前提下，再去看一些书，喝一些茶，听一些音乐，无疑比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做低回报的学术更出风头，也更安逸和舒适。想要通过做学术来提升社会地位和生活“档次”的，终究只是虚伪的自我标榜或不切实际的幻想。

其次，第二种也是一样的。在这个激烈的时代里，学术不能给人带来心灵的宁静和充实，钱却有这种潜力。一个成功的商人或官僚，假使能急流勇退，归隐书房，丰富的阅历和殷实的家底能为他创造比一个蜗居的大学穷教员远为广阔的精神世界。财富的充盈也能带来内心的安稳，这样的状态才可能实现真正的平和与安宁；相反，在几乎完全封闭运行的现代社会里，月入不到三千，看不起病买不起房的现状，只会让人想去找兼职，不会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此外，假使果真有谁想要通过知识水平上的高明来睥睨他人，那也太浅薄了；因为在自我满足的层面上，钱也好，知识也好，都是平等的。只要能充实自己，让自己切实地体验到幸福而不是空虚，那么无论运用它们中的哪一个，都是成功并且值得尊敬的。

第三种很值得考虑一下，我也一度以为如此，但实际并不这么简单。这个世界上并没有集中保存起来的源代码和信息，所以学术的道路并非通途，或者说根本不存在道路，可以循着前进，然后“达到”的。除此之外，现象是现象，结构是结构，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牢固。简而言之，到底存不存在“真相”，“真相”是否可以被认识，尚且是有疑问的，追求结构的努力也可能寻觅到更大的虚空。这种荒谬感是一个学人必须克服的，即：追求可能没有结果，结果也可能是虚无，逻辑背后可能是荒诞。换句话说，如果只是想消除自己对世界的疑问，还不如去坚定一门信仰来得有效，走学术这条道路，前途未卜。

最后剩下来的选择只有第四种。那描述看起来很粗野，但我实际最推崇。这也是我近两年来遭到逼问“你为什么要做学术”时最通常的回答，因为它最直接，而且无可辩驳。做一件事情，如果能确实地透过过程取得快感，那无疑就是最大的利己。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正在失去它。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只要拿到书就像看，发现了不曾注意到的问题就要想，想到阻塞的地方就沉吟，无论最后是否消弭，都不后悔其中的过程。但现在的我并不如此。或者说，“做学术不再带给我快乐”。我很久没有好好地看一本书，仔细分辨作者的想法，或者饕餮其中的内容。

如今，我想要找回它。我特地休了一年学，现在想想，可能也是抱着一种对“重拾看书乐趣”的期待。不为了提升自己，不为了追求荣誉，更不为了通过考试，就这样看书、思考，重新品味野性的思维。我认为，如果不能寻回这种纯粹的快感，那么从事学术工作也好，从事其它工作也罢，对我来说都没有任何区别，不过是一种消除自身独立性，谋求与现代社会同化的手段。那么与其同化，还不如独立走向终结。

话已至此，我要做什么学术也就显而易见了。只要我还想做学术，那么我想做什么学术，我就去做什么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