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鲁迅观

身在我们的地方，不读鲁迅是近乎不可能的。因为倘你不读，老师也要你读；老师不要，考试也要你读；不要考试，便进不得学校的门——是以中国的学生，读到大学这层面的，多少知道一些鲁迅；所区别者，不过深浅、高低、好恶等琐碎的问题。

然而琐碎的问题很要紧。从小到大，随着我阅读鲁迅的阶段区别，我对鲁迅的认识也有大的区别——其实往往是这样的：小时候不想看鲁迅，就跟人家传些什么“三怕周树人”之类的鬼话，纯属好玩；后来既知道鲁迅是个人物，就强迫自己读，可仍旧似懂非懂，只晓得：噢！鲁迅是个伟大的文学家。再后来，看他的作品多了，则读他不同的文章，见到的又是不一样的鲁迅——看杂文，宛如是猛士；看诗歌，好像是幽鬼；看小说，又恰如一个无地可去的孤魂。那么鲁迅毕竟是谁？他从哪里来，又要往哪里去？以下我权结合这两个月来阅读鲁迅作品的经验，提些自己的一知半解。

鲁迅从哪里来？

这里我想先谈谈鲁迅写作的“目的”。今天早晨外国文学课结课考试的时候，陈晓兰老师给了一道题，问我们怎样理解文学与人生、文学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我于是想到人写作，多少是有些目的可言的——譬如这里的“为人生”、“为社会”，就不失为一种功利。可是鲁迅的写作，难道也是受这种功利的写作观念的影响而产生的吗？

以前我们总觉得是的。首先因为他在《呐喊·自序》里这样说：

“……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然后《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里又重申了类似的观点：

“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

乍看之下，似乎已经毋庸置疑，鲁迅的作文章——至少是作小说，无疑是怀着康梁一类的功利观，或者说“启蒙主义”的。然而在这一点上，鲁迅的说辞也自相矛盾，在他的《自选集 ·自序》一文中，又可以看见这句话：

“然而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于是竹内好这样解释鲁迅，他说：

“对于新的运动，他最初常常并不表示赞同。所以他不是先驱者。”

这句话其实非常有理。在历史上，我们很容易发现，那些能够“为人生”、“为社会”而写作，刻意捏造出一些警醒世人之句子的文人们，总是多少有些趋同的——他们总是信仰坚定，或者豪气而天真，或者狂妄而自大，但简而言之，都是从来不去怀疑自己所走之道路的正确性的。惟独那些冷静而良心的文学家们，他们在落笔之前，总要战战兢兢地对自己的思维审视再三，生怕犯了什么问题，而错误地去影响别人——鲁迅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处处可见这样的矛盾，用钱理群先生的话来说就是：

“鲁迅有一种‘内攻性冲动’，对自己拥有的全部观念、情感、选择，都要加以‘多疑’的审视。”

试问，一个有着这样情怀的长者，又怎么可能去作什么“为人生”、“为社会”的文章，来驱赶他最深爱的青年去做那些他自己都不再相信的事业呢？他自己也说：

“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

是以最终我对比观看了竹内好《鲁迅·关于作品》一章及国内学者高远东的驳论文《“仙台经验”与“弃医从文”——对竹内好曲解鲁迅文学发生原因的一点分析》之后，我仍然倾向于认同前者的观点，即鲁迅是出于一种文学的自觉而写作的，“为人生”、“为社会”之类的，并非他写作的主观意愿——至少不是主要意愿。但对于高远东“思想者鲁迅先于文学者鲁迅出现”、“自我肯定和强调反抗的浪漫主义……变为五四时期自我质疑、侧重否定性思考的深沉的现实主义”等论述，我还是赞同的。确实，在鲁迅开始写作以前——或言之他开始写作的最初，我们还能够捕捉到些许传统文人“文以载道”的思潮以及充满自我优越感的道德审视。但这种“浪漫主义”很快就随着他眼里文化革命的的丑态百出而消失不见了。

所以我认为鲁迅的文章，更多地还是“自觉”的产物；甚至可以说，他的许多作品正是从他心底掏出来的污垢，随意丢弃在这地上的——但这种“垃圾”的思辨价值，无疑还要高于一般“为人生”、“为社会”而写作的二流文人殚精竭虑想出来的寓言。倘使一定要问它，里面到底有没有对人生与社会的思考，我想还是有的——但这种“思考”绝对不同于现在的权势者扣上去的大红帽子，说是出于什么“思想家、革命家”的思量而产生的。鲁迅文学里的功利的因子，就好像拉斐尔画中的人文主义一般，只是他们追求纯粹目的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副作用，追究到底，不过因为他们作为情结高尚者的“自觉”本身就高人一筹，包含了不可胜计的人文关怀罢了——这就是说，他们作品中的社会性，是寓于他们作为文艺家的自觉之中，不能单独而存在的。他们的遭遇与民族国家的遭遇是高度统一的，他们心底的郁结极端反应了全人类的郁结——我想这应该就是所谓文学家与二流文人的区别吧！一个用心写，写自己，却好像写了全世界；另一个用笔写，写全世界，却好像只写了自己。

鲁迅往哪里去？

初读鲁迅，已经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或者是小学，或者是中学罢——其实又无关紧要，因为横竖看不懂，读来读去，不过一些字面文章，捎带一点低级趣味。所以那时候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只晓得园子很大，以及看不懂；读《故乡》，只晓得猹很机灵，以及看不懂；读《社戏》，只晓得人家田里的豆是可以拿的，以及看不懂——然而最看不懂的还是这一句：

“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那时候最没有办法领会的，便在于这希望，到底怎么会“本无所谓有，本无所谓无的”；因为仿佛从小到大接收的教谕，都是要我们去希望的：要希望好的环境，希望好的生活，从而才可以有努力、有奋斗，有一切进步和积极的事物。然而鲁迅——这个我们心目中的强者——却宛如不是这样的，他好像了无希望，却在这种前提下一路前行，如他所谓的：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我于是更加不理解了，直到最近受了挫折，有了近似的感受，才突然有所顿悟。本来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想家，小时候想要救国救民，长大了便要拯救世界，且从真心里以为好的世界是存在的，而通过历史学的手段，我们就能到达那个世界。结果我不断鞭策自己，做了许多自以为好的事情，来救这样的人，救那样的人——凡见不理想的，我就把它变成理想的；没有理想的，也让他去有理想，结果我之所谓理想并没有让身边的人好起来，却给他们带了无比的苦痛。我于是看见顾准说革命家的一句话：

“革命家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标，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标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标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

这真是何等的掷地作金石声！在世界的历史中，何尝少有这样的人物呢？我们甚至可以把它推广开来，则理想家最初都是理想主义者，历史家最初都是忠于史实者，而惟当他们都有了那个“终极目标”后，理想家可以放弃理想主义，不择手段；历史家可以放弃忠于史实，曲解材料。对于前者，就有了罗伯斯庇尔；对于后者，就有了康有为。

我突然意识到“终极目标”的可怕。这种最高级的理想，不正是《影的告别》里所谓的“黄金世界”吗？所以理想家最终极的恐怖，就在于理想高远的人是无所谓践踏当下的——他们可能为了未来的某个人，要眼前的人流血，则一旦现实的刺激迫使其放弃了作为理想尺度的理想主义，那他们甚至就不惜为了未来的某个世界，彻底把眼前的这个世界打碎！无疑，鲁迅看见了这一点。从那时刻起，他改变了做法。竹内好对此评价说：

“他不退却；也不追随。首先，他让自己与新时代论辩，由于“挣扎”而清洗自己，再把清洗后的自己从中脱出身来。”

鲁迅自己则在《墓碣文》里这样写：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前三句是极好理解的，之前我们已经说过。可是最后的“于无所希望中得救”要如何计算？这与最初我们提出的《故乡》中的理想观，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呢？不妨再读读《过客》，以及他写给友人的一段书信：

“《过客》的意思……即是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

我认为，鲁迅之所以选择从绝望中走，有两层意义：第一是因为绝望比希望更可靠。因为希望迟早要绝望，倘习惯了绝望，便无所谓希望之有无，也不会为此而迷惘。这应该就是鲁迅在《呐喊·自序》提及的给自己打的麻药，是一种在绝境中保持自我，使脚步不至为痛苦所停滞的“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更重要的意义还在另一层面：先前我们已经述及，有“终极理想”的人是易于犯错的——鲁迅年轻时也有过热血的念头，后来又亲眼验证了新文化的悲哀与盲目；是以他“不追随”，不愿去“黄金世界”，要“于天上看见深渊”，要丢掉自己的所谓“希望”。这是一种克己的保留，是一种在不能验证真理的情况下，把持自己不去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人的隐忍法。因为希望已经没有了，人就不会再偏执结果；只要看清眼下的绝望，前头有丑陋，我就打他，后头有黑暗，我也打他，不计较终点，只计较“过程”与“当下”这些最本真的东西，那么缓步前进，又有足以期待的微小希望。我不禁想起前此所见钱穆先生的一段论述：

“从研究历史用心，可以解决问题。若仅从解决某些问题上用心，却不一定能了解历史。”

这种思想法也是历史学与文学共通的。所以有良心的历史家，他不先怀政治宣传的导向，“无所希望”，而要使“治史目的”产生于治史的过程；有良心的文学家，不“为人生”、“为社会”写作，同样“无所希望”，而要把矛头转向自己的自觉。呜呼！不向希望，而向绝望，没有顽强而不屈的意志，何尝能够办到！鲁迅自己选择了反抗绝望，只为使青年有所希望，这难道不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慈悲心吗？

我于是想要追随他，也写了一首小诗，题作《希望》，祈求能够更贴近先生的白心：

啊！过路的人，你可曾有过希望？

没有。

啊！多么可怕。

那，可曾有过希望？

有。

啊！多么凄伤。

希望照在树上，

化成了残光。

在风里摇曳，在地里摇曳。

摇出来的，不是希望。

已经无梦可做了吧！

已经无路可走了吧！

回头可以绝望。

但我不能绝望！也不能希望。

因为希望终归要绝望，

我要学会绝望。

我向着绝望行走。

绝望的尽头，是炮烙吗？

绝望的尽头，是火狱吗？

绝望的尽头，是无间吗？

绝望的尽头，是黄泉吗？

不对，

绝望的尽头，还是希望！

鲁迅毕竟是谁？

最后剩下的只有这个问题——鲁迅毕竟是谁？其实按照上面两点论证下来，我想，这个题目恐怕也已经搞清楚了。前面我说我们看鲁迅的杂文，就宛如他是猛士；看鲁迅的诗歌，就好像是他幽鬼；看鲁迅的小说，他又恰如一个无地可去的孤魂——其实这些都是鲁迅身形的一个侧影，但又都不是鲁迅。现在我们宣传的一样也不是鲁迅，因为他自己也说：

“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

我想，揭露真实的鲁迅，最好还是从《在酒楼上》跟《孤独者》入手。犹记得在课上初识它们之时，那种前所未有的氛围给我带来的震撼——颓丧、挣扎、不屈、放达及所谓的魏晋风度等彼此矛盾或不矛盾的纠结在一起，织成了一个我前所未见，甚至不曾想到的鲁迅的世界。钱理群先生说，小说里的主要人物其实都是鲁迅，我似懂非懂，却又“心有戚戚焉”——在这一个刹那里，他的冰冷，他的炽热，他的愤激，他的颓唐，他的深沉，他的天真，这许许多多看似对立实则又统一的情感全部涌了出来，充满文章的这里，充满文章的那里，充满读者的脑髓。我看见一个完满的鲁迅，他向我走来，他向我笑，他安慰我：

“我卖给你，两本，一块钱。”

记得前些日子有先生的130周年诞辰。我题了一首五言律诗赠给他，云：

梦醒灵台去，秋心存故园。

文章何速朽，孤语尽难传。

浪起息伤逝，风平问乂安。

花间闻鬼魄，泣血对轩辕。

后来论坛的一位版友对我颇有意见，说：“可惜了一尊金刚怒目的鲁迅，平添了几句鸡零狗碎的浮云。”我当时这样回答他：

“你当可以有你的哈姆莱特，但我自己这样想——鲁迅本不是金刚，毋庸神化，也不愿被神化，而要淡淡地安歇、速朽。他期待自己不被人记住的那一天，正如同他期待黑暗消褪的那一天。

“以前看他的杂文，也道他只要杀这个，杀那个，就好了。后来看多了小说，才晓得他的彷徨和苦痛——这是一个怎样孤独而又慈爱的兄长啊！我要作他的兄弟、作他的伙伴，同他一起赴汤蹈火，承担他担过的一切东西——那自然他生了，我就高兴；他死了，我就吊祭；好过仰他的鼻息，而惟独将他视同金刚，淡漠他身上所受的苦痛——

“因为我实在心疼他，我们的兄长，那个一直替我们接受箭矢，却无以为报的，国民真正的健儿——周树人。”

现今我对鲁迅的亲情，大抵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