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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而时习之”新论

这是上次本科生历史学论坛没选上的一篇,因今后不打算再深入研究,故将全文贴出,以供交流。

摘要:“学而时习之”是《论语》第一篇的第一章,理应在全书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历来对这一章的解读却并不令人满意,因此也有人认为,将这一章放在卷首并无特别的用意。本文通过建立解读的理想模型和框架进行定向的探索,以文献为基础,从现实经验出发,提出孔子的这一句话展现出治学的三个不同境界。进而得出,《论语》的编者将这一章放在全书开头,起到规诫学者的作用,是很有一番深意的。

关键词:论语 经学 孔子 钱穆 学而时习之

“学而时习之”作为《论语》全书的第一章,历来受经学家和国学研究者的重视。从何宴、皇侃、刑昺、朱熹到晚近的钱穆、杨树达、杨伯峻,一代又一代的学者为之作了注释和疏证;在当前的中小学课本中,“学而时习之”一章也作为《论语十则》之一列入其中。这些都证明了“学而时习之”一章的重要。可惜,遗憾的是,直到今天,对于这一章的解释仍然是众说纷纭、并无定论。金良年先生说“这一章的三句话,由于缺失语境,很不容易确切解释”[1],确实如此。与学术界的摇摆不定相比,通俗读物和大众视野中的解释却比较统一(最常见的如“学了之后要时常复习”),但这一解释望文生义,颇多不确实处,其义理也不能令人满意。本文将主要着力于“学而时习之”一句,以文献和字词训诂为基础,从现实经验出发,力争从历代注疏的夹缝中抽出一个比较新颖、深刻又有现实意义的解释,以资切磋。

一、新解的理想模型

在探讨新的解释之前,不妨先提出一个对于这一章之解释的理想模型,以归结以往解释的不足,同时大体确定探究的方向。在笔者看来,适宜的新解在有据于文献的同时,应当尽可能包含以下几个特征:第一,新的解释对于《论语》一书,应当具有开宗明义的效果;第二,新的解释应能串连本章前后三句,作一个融会贯通的理解;第三,新的解释应该意味深长,符合孔子思想家、教育家的地位。

首先是第一点。开宗明义,本来是文章之常,另一部先秦儒家经典《孝经》就采用了这样的编写手法;《论语》编订既有次序,同样有可能考虑了这一点。朱熹说“此为书之首篇,故所记多务本之意,乃入道之门、积德之基、学者之先务也”[2],这一评价是贴切的。通过对这一篇十六章文本的观察,不难发现,其中多有涉及儒家学者对做人、施政、为学的基本态度,提出了仁、义、礼等基本观点,铺设了整部《论语》思想观的基础。历代学者基本都赞同这一说法,如刑昺认为“此篇论君子、孝弟、仁人、忠信、道国之法、主友之规,闻政在乎行德,由礼贵於用和,无求安饱以好学,能自切磋而乐道,皆人行之大者,故为诸篇之先”[3],孙钦善认为“本篇共十六章,以论学和道德修养为主,兼及论政的内容,开宗明义,表明了孔子既是教育家,又是思想家的双重身份”[4]等等。可是作为第一篇第一章的“学而时习之”却并没有得出能够胜任这一地位的解释,这也是时至今日,仍有许多学者对其背后的意义孜孜以求,希望能对这一章有所突破的原因。

其次是第二点。不这一章的义理所以不完美,还在于三句话不能得到连贯的解释。纵观《论语》全文,从远处看,长如《先进篇》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章,仍有一叙述的中心;从近处看,则《学而篇》中其他较长的几章,也都有分明的主题,发人深省。如第二章提出孝悌是仁之本并加以解释,第四章综述治理大国的基本方略等等;即便是第三章的曾子所言,看似驳杂,却也围绕着自我反思这个比较明确的主题。但在对于“学而时习之”这一章的通行解释中,我们看到的是:第一句讲勤学刻苦,第二句转而讲交往朋友,第三句又话锋一转,去讨论人的脾气修养。这样的解释实在很有些思维跳跃,教人不明所以,无法确凿把握孔子这番话要表达的思想。

最后的第三点其实是前两点影响的总和。对于这一章的现行解释显然称不上是意味深长。对此,南怀瑾曾经评价说“假如这是很正确的注解,孔子因此便可以作圣人了,那我是不佩服的,连大龙峒孔子庙我也不会去了”[5],他自己的解读暂且不论,就这一句话而言,确是令人感同身受的。现在的中学老师讲论语,谈到这一句话,往往也随口解释,并以此要学生回家“多复习功课”;而学生读论语,看到这一句话,恐怕更不以为然,认为孔子不过尔尔。这都是都不能开宗明义、连贯地解释经文所引发的弊病,结果义理不清明,自然也不深刻,难以使今人信服。

建立这个模型的意义在于,上述三点是紧密结合、互相论证的。因为前后割裂,所以意义不深,起不到开宗明义的效果;反言之,假使要开宗明义,就必须前后连贯、意义深刻;而一旦找到了连贯、深刻的释法,那开宗明义说就有了成立的依据,能够使人信服了。综上所述,倘要实现这样的效果,历代对这一章的义理阐发都差强人意,只有钱穆《论语新解》中的“学者一生说”[6]比较符合要求。他认为,这一章是孔子一生学术经历的自述,其中“学而时习”是初学的阶段,“有朋自远方来”是成学后的阶段,“人不知而不愠”的问题则是学问达到最高境界后方才产生的。这一见识虽然很贴切上面的模型,但也并非全无问题,比如对“时”字的解释,仍从宋代的“时时”,就会反过来削弱这一说法的力度。下面本文就从此处入手,基于历代的注疏,结合钱穆的框架,作出新的阐发。

二、“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涵义辨析

理解这一句,最关键的是理解“时”、“习”二字。

对于“时”字的解释,历代的注者意见并不相同。何晏在《论语集解》中引用王肃的注解称“时者,学者以时诵习之。诵习以时,学无废业,所以为说怿”[7],王肃这里的“以时”与第五章中“使民以时”中的“以时”的意义相同,译成现代文,就是“在适当的时间”。

与此相对,宋代学者朱熹在《论语集解》中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不单独对“时”字进行训诂,而以一句“既学而又时时习之”[8]带过,自然而然地将“时”理解为“时时”;此后,他又引用宋代另一位经学家谢良佐的论述,称“时习者,无时而不习。坐如尸,坐时习也;立如齐,立时习也”[9],进一步阐发了“时时”的涵义。

历史上两种观点各有其支持者,双方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但杨伯峻先生从语言学角度切入研究,认为“‘时’字在周秦时候若作副词用,等于……‘以时’,……朱熹的《论语集注》把它解为‘时常’,是用后代的词义解释古书”[10],这个结论对朱熹说的打击是致命的,基本宣判了后者的死刑。那么倘将“时”训为“以时”,即“在适当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又是什么呢?要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需要结合“学”、“习”的意义一道探究。

学者们对于“习”的解释主要有以下几种:首先是“诵习”,这是前面已经提到的,王肃注解中的内容,为何晏所引用的。这种解释似乎将“习”的字义狭隘化,主要理解为读书(先王之书),但清代学者刘宝楠认为,“古人为学,有操缦、博依、杂服、兴艺诸事,此注专以‘诵习’言者,亦举一端以见之”[11],“习”其实泛指先秦的各种学习模式。其次是“复习”。这种认识来自于朱熹,他认为“习,鸟数飞也。学之不已,如鸟数飞也。”[12]宋以来的学者认同此说的甚多,特别是近代的白话翻译里,这一说法几乎一统天下。杨树达、金良年、孙钦善、钱穆等人的著作中,就不约而同地采用了这一说法。只有杨伯峻的白话翻译中提出了新的解释。他认为,这里的“习”应解释为“实习”、“演习”,理由是“古书中有这个含义”,且“孔子所讲的功课,一般都和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密切结合”,尤其礼、乐、射、御,“非演习、实习不可”[13]。但这里提出的语言学证据明显不及前面驳斥朱熹对“时”的解释时有力,因此说服力也有所欠缺。

从之前设定的理想模型考虑,这里的“习”应解释为泛指各种学习的方式。首先,这种解释本身包括了“复习”和“实习”两层含义,覆盖面更广;其次,选择这种解释与解决“以时”究竟是何时的问题是息息相关的。历来对于这一问题的注解中,属皇侃的“三时说”[14]流传最广,也最为经学家所接受。他认为,古人学习所谓的“适时”可以从三个层面上加以考虑,分别是“身中时”、“年中时”和“日中时”。所谓“身中时”,是指人的一生中,对于不同的学科,各有适宜学习的年龄,故曰“凡受学之道,择时为先”,“长则扞格,幼则迷昏”;“年中时”则指一年四季,各有适宜学习的学科,《王制》所云“春夏学诗、乐,秋冬学书、礼”,就是这个道理;“日中时”讲的却是每天都要修习,就如《学记》中所言:“藏焉,修焉,息焉,游焉”,不能荒废学业。

过去的学者常以为这三者是并立的三说,必须截取其中一个。皇侃自己也认为“今云‘学而时习之’者,时是日中之时也”;钱穆继承了皇侃的观点,也仅仅提出“人之为学,当日复日,时复时,年复年,反复不已,老而无倦”[15],这样就把一个涵义丰富的解读,又都还原成了单纯的努力用功。实际上,皇侃所列举的三个“时”可以相互关联,得到一个综合的理解。而一旦将三者结合,就会发现,这里的“时”不仅强调学习的态度,也重视学习的方法,即学者对于时间的安排——这一点与“以时”本身的训解“在适当的时间”又遥相辉映(譬如“身中时”、“年中时”,都要求我们以一种灵活的态度对待时间),也吻合儒家学者对学习方法的取舍。

有的学科适宜幼年时学习,如现在的钢琴、围棋等等,幼而学之,常常一日千里,非成年后再学可比;另有的学科,必须有了一定的阅历之后才能事半功倍地掌握,譬如易经,孔子在《述而篇》中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恰好印证了这一点。而在一年之中,不同的季节也有不同的适合学习的科目。郑玄用阴阳变化来解释《王制》,说“春夏,阳也。《诗》、《乐》者声,声亦阳也。秋冬,阴也。《书》、《礼》者事,事亦阴也”[16],今人看来固难理解,可仔细一想,夏天燥热、坐立难安,唱唱歌、吟吟诗,倒很愉快;冬天寒冷,头脑也比较清醒,正好在室内读书,不也合适吗?因此,古人对于学习的时机的把握,实在是很讲究的。

至于“日中时”,其实说的也不单是用功而已。皇侃引《礼记·学记》中“藏焉,修焉,息焉,游焉”之语,是想说明“日日修习不暂废”的含义。可实际上,对于《学记》的这一段文字也有两种解释,将它理解为“无时不刻心念学习”的只是其中一种,另一种解释认为,这段话表明的应该是儒家学者主张张弛有度的学习方式。但无论取哪一种解释,有一点是很明白的,即儒家学者并不拘泥于某一种固定的学习方法,读书、休息、游历都是日常的功课,也是学习过程的一部分。这也是先前所以泛化理解“习”字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无论这里的诵习、实习、“藏、修、息、游”,还是前面所谓“操缦、博依、杂服、兴艺”,都是儒学者为学的组成部分。古人将它们有机结合,形成一套独特的学习方法;其间本来没有明确的界限,又何必人为地加以条框呢?

确定“时习”的涵义之后,再来解决“学”的问题,就简单得多了。对于“学”字,今人一般解释为“学习”,结合上下文就是“学了(某些知识)以后……”;杨伯峻、孙钦善、金良年三位先生在各自的著作中均采用了这种解释,这是为了译成现代白话文的方便。而在历代注疏中,存在对于“学”究竟是虚指还是实指的争议,正如清人毛奇龄在《四书改错》总结的:“学有虚字,有实字。如学礼、学诗、学射、御,此虚字也。若志于学、可与共学、念终始典于学,则实字矣。”[17]在这里,“学”当是有所实指的,主要原因有二:

首先是为了解释的通顺。既然已经将“时习”释为“在适宜的时间学习”,那如果仍然把学看作一个“虚字”(动词),语句就不通顺。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在于,《论语》和儒家学说中的“学”确实是有所指的。先秦儒家学者对于“学”的观念与现在人不同,他们追求的是“内圣外王”,故其“学”崇尚的不是认识世界,而是注重个人修养、提升道德境界。所以这里的“学”指的就是“先王之学”,确切地说就是周代的礼乐典章及其背后所谓的“先王道德”,《学而篇》第七章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所阐明的正是这一点。因此,这里的“学”可以译为“有志于学”或“向学”,说的再明白一些,就是“追求先王道德”。

综上所述,“学而时习之”可以解为“有志于学,并且能在适当的时间学习”。再进一步把它放在钱穆的框架中,意义就更加明白:一个少年人,醉心先贤的德行和学说,以此要求、勉励自己,并能在适当的年龄、适当的季节里每天用适当的方法刻苦努力,自然进展神速。本来有心求学问道,自己的进步又日夜可见,当然能体会到快乐。则此“不亦说乎”根本不必解释,也其意自明了。

三、后两句的涵义

完成第一句的释读之后,就能顺从其意来解释后两句。实际上,关于后两句的争议并不多,所缺的只是一种串联的线索。

对于“有朋自远方来”一句,存在“友朋”和“有朋”的字句之争,但并不很影响义理,汉学与宋学在这一面的分歧也不大。刑昺、朱熹分别从“朋”(同门)、“远”入手,讨论了“友”(同志)、“近”的情况,得出的结论是“朋疏而友亲,朋来既乐,友即可知”[18]和“自远方来,则近者可知”[19]。在此基础上,钱穆、金良年等将“朋”引申为志同道合者,由“远”得出自己之学说影响广泛,也是不错的。把这个解释放在之前的框架中,意义也很明白:中年成学后,当然有些名声,远方有人仰慕前来结交,不足为怪。

“人不知而不愠”一句,刑昺给出了两种解释,分别从“学”和“教”的角度来理解[20]。从钱穆之框架和全章意义的连贯角度看,为应当照前一种解释。即:我的学问深了,而人家不理解我。这个解释在框架中也很说得通,因为学术臻于化境,学问难免精深;别人浅尝辄止,不能体会奥妙,也是很平常的。

到此,我们已把三句话的基本涵义全部训完;在下面一节里,就将以此为出发点,作一点深入的阐发。

四、总结

近人王国维有一个著名的治学的“三阶段论”,为世人所称道,以为做学术的榜样。实际上,依照本文的理解,孔子在两年余年之前也已提出了一个“三阶段论”,而且比王国维的更加生动、直接。孔子的“三阶段论”叙述了学者一生三个阶段的经历,也展现出治学的三个不同境界。以这一点来看,儒家作为一个学派,孔子作为一名学者和教育家,其传人在编纂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时,将这一章放在全书开头,是很有一番深意的。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描述的是一个学人刚刚迈入学术大门时的感受。与浩瀚的学术海洋相比,这样一个初学者的见识是有限的,但初学也是进步最快,收获最多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候立志做学术,采用正确的学习方法,并且假以时日的坚持,就能体会到学业成长的快乐。而有了“学而时习”的积累之后,就可以展开自己的思考。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说的就是这样的阶段。学会思考之后,就能在芜杂的学术思想坐标体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点,也就是能够拥有自身对于各种价值的判断和取向。这还是拥有“志同道合之士”的前提,因为只有当有了自己的判断和取向之后,才算有了“志”,在这一基础上,才可能“道合”。而攀登学术之峰的旅途是孤独的,甚至还充满了被误解和歪曲的危险;在这个漫长的旅行中,能遇上与自己学术思想投合的知己,怎能不感到快乐呢?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则确实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攀登至学术巅峰的大家风范。经过漫长的学习和思考之后,优秀的学者可以脱离旧的价值体系,拥有属于自己的标准和观念,这是锦上添花。但到达这一境地之后,处境无疑会更加艰难,因为他可能将不被时人所理解、认同,甚至受到排挤、侮辱,这时候更要保持冷静。有的学者做不到这一点,譬如尼采,他在连续超越时代地思考十年之后终于疯了。对此,孔子认为,我们应该克服这一困境,保持心态的平衡:这对于儒家的学者而言,是更好地贴合先王之道,修身养性;对于现在的学人来讲,就是忠实自己的观点,保持学术的创新与活力,这样才有可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摘取更大的果实。至于那结论究竟是非对错,如果时人都不能心平气和地对待,那也不妨留给后世的学者再去评说。

在这一解读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尝试还原缺失了的“学而时习之”的语境。或许那一天,孔子与弟子讲到自己一生治学的经验和感受,又发出“知我者其天乎”一类的感慨,并要弟子也谈谈自己至今为止的学习体验。弟子们学业的水平不同,对学习方法和治学路线也各有不同的认识。大家经过一番发言和议论之后,孔子总结陈词,既是回顾自己的过去、为学生指明学的方向,又是一种对学生的激励、希望大家在学的道路上更进一步。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一番言论。

至此,一个关于“学而时习之”的新论已经被建立起来,但还有许多遗留的问题。譬如“学而时习之”的深刻内涵是否真的存在,将这一章列在《论语》最前会不会只是一个巧合,甚至于只是流传版本的问题——这一切还有待于对《论语》的考古或知识考古提供更进一步的证据。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对“学而时习之”的文本作出新的考释也不失为一种努力的方向,它至少会拓展我们的视野,为围绕在这句话上的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一个新的思路,或者塑造出新的共识,成为这个时代的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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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良年:《论语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页。
[2]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7页。
[3]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何晏注,邢昺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页。
[4] 孙钦善:《论语注译》,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第1页。
[5] 南怀谨:《论语别裁》,《南怀谨全集》第1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4页。
[6] 钱穆:《论语新解》,成都:巴蜀书社,1985年,第3页。“本章乃叙述一理想学者之毕生经历,实亦孔子毕生为学之自述。学而时习,乃初学事,孔子十五志学以后当之。有朋远来,则中年成学后事,孔子三十而立后当之。茍非学邃行尊,达于最高境界,不宜轻言人不我知,孔子五十知命后当之。学者惟当牢守学而时习之一境,斯可有远方朋来之乐。最后一境,本非学者所望。学求深造日进,至于人不能知,乃属无可奈何。圣人深造之已极,自知弥深,自信弥笃,乃曰:‘知我者其天乎’,然非浅学所当骤企也。”
[7]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何晏注,邢昺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页。
[8]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7页。
[9]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7页。
[10] 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页。
[11] 刘宝楠:《论语正义》,高流水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页。
[12]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7页。
[13] 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页。
[14] 本段引用内容均出自皇侃《论语义疏》,转引自程树德:《论语集释》第1册,程俊英、蒋见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2-3页。
[15] 钱穆:《论语新解》,成都:巴蜀书社,1985年,第2页。
[16]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何晏注,邢昺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页。
[17] 程树德:《论语集释》第1册,程俊英、蒋见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页。
[18]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何晏注,邢昺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页。
[19]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7页。
[20]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何晏注,邢昺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页。“正义曰:云:‘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怒’者,其说有二:一云古之学者为己,己得先王之道,含章内映,而他人不见不知,而我不怒也。一云君子易事,不求备於一人,故为教诲之道,若有人钝根不能知解者,君子恕之而不愠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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