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雷德·戴蒙德的回答

贾雷德·戴蒙德的回答始于耶利的问题。在前言的最初，他借一位新几内亚政治家之口阐发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世界不同地区的人在过去的历史中会发展得如此不平衡，以致于世界上一些地区的人，最后竟有能力去统治另一些地区的人？对于任何学习历史或社会学的人而言，这都不会是一个陌生的问题。相反，这可能是一个始终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正如他所说的，虽然这些差异构成了世界史的最基本的事实，但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始终是不确定的和有争议的。这个争议非常明显，它所带来的后果同样极其显著。诸如线性进化史观和种族主义这些在前几个世纪曾经引起无数人相互奴役与杀戮的思想糟粕或多或少都建立在这样的一个设想上：世界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是因为各民族智力水平的不同导致的。

技术先进的人消灭了技术落后的人。但他们并不会认为自己是屠夫，相反，他们以解放者的姿态自居。直到19、20世纪，一些享有盛名的历史学者和社会学家还在“客观”的名义下为这种行为作了辩护。譬如卡尔·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说的：“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然而现代和后现代正拷问我们的是，如何证明不同文化间存在优劣——或者说，怎样肯定所有的文明都必须“进化”成近现代西欧的形态？除了技术领先之外，历史悠久也往往成为一个民族（尤其是近代以来开始落后，再没有技术值得吹嘘的民族）自矜的资本。但历史与文字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更糟糕的是，历史的长度不仅取决于发明文字的早晚，有时甚至还受到书写材料的制约。那么发明了文字的苏美尔人就一定比两河流域后来得以延续的其他民族优秀吗？发明了文字的中国人就一定比没有发明文字的日本人优秀吗？用硬质材料书写使文书得以保留的民族，就一定比上古文书可能存在却早已腐朽的民族优秀吗？这实在是未知的。

可是我们没有更明显的答案，这或许就是一切的误解和荒谬的源头。尽管我们可能自觉地抵制“智力差异论”，却不存在一个新论填充我们内心的空白。于是现代人的潜意识仍然被种族主义悄悄地发展了，纵使被问及时，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否认，可只要我们正视内心，就会发现那种子已深深地根植在那里。贾雷德·戴蒙德想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这一点从他对质疑者的回复中就可以看出来：当他被问及“如果成功地说明了某个民族统治另一民族的原因，可能会变成为这种统治辩护”时，贾雷德·戴蒙德的立场是坚定的。他说，为了努力改变某个结果，了解是比再现或保持这种结果更常用的方法。这个立场和他之前的另一个描述也是一致的，他认为，这本书所讨论的历史和史前史问题不光具有学术性，而且在实践上和政治上是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的。

实际上，在前者，也即“学术性”的方面，《枪炮、病菌与钢铁》做得并不好。对于一个学者，最基本的职业道德是，不能在研究开始前就对结果作出具有倾向性的筛选和预设。一个研究一旦开始，就必须接受——任何一个可能令人厌恶的结果都有可能被得出，到那个时候学者也必须屈服于自己的结论。贾雷德·戴蒙德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他所研究的这个问题背上了太重的政治和伦理学的包袱，他的结论比起研究过程将受到过多的关注，而一些解释是不被允许得出的，何况他个人也乐意以“努力改变某个结果”为目的。不过从另一面来说，这种特质将使得这项研究在伦理上相当安全。无论作者通过历史分析得到了什么样的原因，至少可以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智力差异说”上转移，那么它在破除这种统治方面就是成功的。

所以当我看见《枪炮、病菌与钢铁》在我的朋友圈里褒贬不一时，我甚至有些欣慰。是的，尽管有的人认为它是一本奇书，挖出了隐藏了13000年的人类的最广泛的历史模式；有的人认为它不过堆砌了一些历史和社会科学界早就耳熟能详的观念和材料，加以通俗的组织和叙述而已；有的人指责它自相矛盾，在反复与“环境决定论”划清界限的同时，论调却与孟德斯鸠等人并无二致。但这些不正验证了贾雷德·戴蒙德的回答的有力吗？把人们对种族主义和智力差异论的兴趣转移到自己的过程与结论上来，或许原本就是他的策略，也是现实政治与伦理最迫切的需求。从这一点上看，贾雷德·戴蒙德在实践上无疑是成功的——在众多真正的学者踯躅于完美、真正的“答案”时，他挺身而出的“回答”吸引了人们的目光，而这目光移开前所在的位置，或许正是种族主义与新的屠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