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尔干：关于历史学与社会学之辨》补遗

上次的讲稿在课上没有讲完。老师先提了几个问题，我与他作了课后交流，现录在这里，以增益我先前论点的完整。

以下是我给老师的电邮：

徐老师：

　　您好！附件是我周四课上未讲完的发言稿原文。您提到的几个问题，我想趁着思路正连贯的时候，先作一点说明：

　　1、关于涂尔干对年鉴学派的影响，的确是我大意了。我只以为找到了历史学与社会学分流的时机，却忽略了这一时期正产生的历史学，本身受到社会学的影响与挑战，它与涂尔干社会学的关系远比我想象的要复杂。这个问题是我的知识不足导致的。

　　2、关于理性的问题，进入大学之前，接受了一整套近代教育的我的确是个理性主义者，甚至“死理性派”。我的女友至今埋怨我的理性行动太多（我想我大概是价值理性行动居多吧，哈哈），非理性的太少，相处时很令人感到恐惧。可是，入学后学习的“鲁迅与近代中国”、“外国文学经典导读”和“西方现代哲学十讲”等课对我的形而上学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开始怀疑科学、理性与近代化的意义。

　　我现在的观点是：理性是一种好的工具，但从来不至于成为人类的尺度。理性应该且只应该作为谋求幸福的手段存在，理性的幸福模型不能代替感性的幸福体验本身（譬如“民主自由”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都不能偷换用作评判一个社会好坏的标准）。我想要用理性作为武器，来批判反思理性本身；用理性来揪出人类被理性蒙蔽了的更切实的情感体验。所以身边有一些“死理性派”的朋友，说因此找不到恋人，还自矜；我就觉得，“理性”至于“死”的程度，还以为抛掉了感性，全用理性来判断世界是正确的行为，实在是非常荒唐的。我觉得理性作为绝对的进步力量活跃于哲学舞台上的时间已经结束了，它曾经很好，现在也很好，但是它应该退场了，至少不能再统治这个场了，以免歼灭了太多其他的东西。

　　3、关于我现在怎样理解历史学，演讲稿的后两段里有阐述。在高中阶段里我曾经很醉心与近代的半自然科学化的历史学，很期待历史学变成一门彻头彻尾的科学，期待它能够真的总结出历史变迁的通则，乃至于预测指导未来的人类社会。但现在不那么觉得了。错用“历史唯物主义”为历史学的原则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曾经造成无可挽回的打击，这非常发人深省。尽管马克思作为社会学的重要人物，他也许可以预言未来社会的模样，可以归纳社会变迁的主线，但谁也无法预测历史发展的具体形态；我们用理性把历史前进的目标定得愈明白，对历史发展路径的选择反而可能错得越离谱，因为历史发展在呈现形式上的偶然因素实在多于必然因素太多太多。我们一切从目标考量，从理想考量，反而更容易走上错误的道路，兜上更远的圈子。

　　我也尝试概括一下：作为一个全能全面地汲取人类过去经验的学科，历史学以前从未很好地完成它的使命，现在更没有可能完成。太多的任务应该分配给其他的新兴学科——如文化学、民族学、人类学，或者通过建立其他的交叉学科来完成。历史学本身今后的任务应该更加偏重与对历史现象与变迁情况的解释、分析、归纳和梳理；历史研究得出的素材，应该交给其他更具眼光的专门学科来处理，而非自己任意发挥；历史学者当前最紧要的任务不应是提出似是而非的历史规律，而是阻止政客或通俗作家们对历史“规律”的错误总结与利用。

　　以上是我的一点个人见解，应该还非常不成熟，希望给予指导和改正。再次感谢您拔冗观看！

　　敬颂

教祺！

人文社科类基础班　张亦唯

老师的回复：

亦唯你好，

我难以简短地回答你的问题。以后有机会聊聊吧。

我倒想为你原来的观点辩护一下，就是社会学、人类学和文化学比历史学还稚嫩，它们和历史学一样，哪个都无法完全理解真实。

比较而言，历史学更悠久成熟。但是，恰是这种最需底蕴的学问，在中国是鱼目混珠。不知道在上海大学学历史会怎么样，我自己的外甥先想在北京学历史，后来还是选择其他学科。他的同学在北师大学历史，现在状况不佳。这不是历史学的问题，而是一个人能不能长期在一门深邃的学问中找到创造乐趣的问题。

我在北京有史学界的朋友，最后问的问题和社会学的相似。我正邀请他们给上海大学的《社会》杂志投稿。今天优秀的华人史学者中，余英时是一位。他的思想中韦伯、弗洛伊德和埃里克森都有，更有哲学家泰勒。就是，人文和社会科学，走到一定地步，都会问相通的问题。各学科分别以自己的角度回答这个问题，它们是在对话中各自长大的。

我想在下次课上继续给你发言时间，如果影响其他同学的发言机会，就在课下组织一些同学讨论。最终，一个人要找到自己长处和一门学问的契合处。

能见到你这样的朋友，我感到欣慰。

祝快乐！

徐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