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的梦境。那么你呢，你来自哪里？
北洋政府外交的进步与无奈——以中日“二十一条”的交涉为个案的考察
按：本文为2015学年秋季学期“民国史”课的作业。摘要：中日“二十一条”的交涉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重大事件。在“二十一条”的交涉中，北洋政府体现了其外交的专业化，并付出了力争国权的努力。然而，这种努力却因为国家综合实力的贫弱而收效甚微。最终，“二十一条”的交涉以失败告终，而它也成为北洋政府时期外交的缩影，体现了这一时期中国外交进步与无奈并存的复杂局面，也揭示出国家权利丧失的真正原因。关键词：北洋政府 外交 二十一条 袁世凯 陆征祥历史上，人们站在种种立场，对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国外交有褒贬不一的评价；尤其是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其在不同时期都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总体而言，我们应该承认，在北洋政府执政的16年里（1912-1928），中国的外交尽管遭受了种种失败与无奈，但还是取得了可喜的进步和发展。它首先就体现在外交的专业化和职业化上：北洋政府已经设有专门的外交部，并由专职的外交官来与外国进行交涉。无可否认，在北洋政府执政的大多数时间里，这种交涉往往都意味着国家利益的损失；但是，这种损失从当时的历史形势看，其实是难以避免的——北洋政府外交中的各级参与者通常并无卖国求荣的意愿，却仍然不得不一次次地将国家主权拱手相让。中日“二十一条”的交涉及其结果就是一个鲜明的案例，本文谨从此处入手，对北洋政府外交实践中的进步与无奈略加分析。1. “二十一条”交涉的简要经过“二十一条”是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列强无暇东顾时向北洋政府提出的秘密条款。1914年11月初，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奉召回国，外相加藤高明于12月3日训令他再度来华，向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说帖。12月15日，日置益回到北京，以新归任为词，要求进见大总统袁世凯，并1915年1月18日得以入见，将“二十一条”说帖面呈袁世凯。袁世凯接到日置益所递“二十一条”说帖后，当晚即召集外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及梁士诒等入总统府密议。1月27日，袁世凯调整外交阵势，以陆征祥代孙宝琦为外长。2月2日，中日代表举行第一次交涉会议；至4月26日会谈完全结束为止，历时84天。5月1日，中国外交部回绝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修正案。5月7日，日置益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最后通牒，限5月9日午后6时前给予答复。最终，中国外交部于5月9日上午以电话通知日本使馆，允诺“二十一条”中的部分条款。随后中日双方在1915年5月25日签订了《民四条约》。[1]2. 北洋政府外交专业化的表现“二十一条”交涉中所呈现的北洋政府外交的专业化，主要体现在外交主管部门的确立和职业外交官的任用两个方面。2.1 外交主管部门的确立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既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外交观念，也没有正式的外交机构。在清政府官员的眼中，所有中国以外的国家都是“外夷”，最多被视为一种“朝贡”的关系。直到两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才迫于对外关系形势的变化作出变革。这种变革主要体现在1861年“总理衙门”的设立；然而终其历史，“总理衙门”始终是一个临时性、过渡性的机构，不能与近代意义上的外交部等同。直至1901年，清政府才终于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开始了外交形式上的近代化。到“二十一条”交涉开展的1915年，这种由外交部主管外交的体制已经初步成熟。这一外交形式的转变，在交涉开始前的一个细节中表露无遗：据曹汝霖《一生之回忆》，当日置益越级向袁世凯提交“二十一条”时，“总统答言，中日两国亲善，为我之夙望，但关于交涉事宜，应由外交部主管办理，当交曹次长带回外部，由外交总长与贵公使交涉”，“言已即将日使觉书，向桌上一搁，并未展阅”。[2]当然，袁世凯此间的态度不过一种外交上的应付；但从日使无计可施，只有“辞出”这点来看，越级向总统面呈“二十一条”的策略实际碰上了一个软钉子。“二十一条”交涉相关的内容，还是要经正规的渠道，由两国外交部官员对等地进行处理。2.2 职业外交官的任用晚清中国的对外交涉最早是为“洋务”服务的，没有固定的外交人员，只是在适当的时刻挑选临时人员进行对外交涉。[3]这也就意味着，那些主持外交谈判的官员，既不是职业外交家，也不是专职外交人员，而是另有职责的官员。这些谈判人员具有临时性、被动性的特点，没有固定的职权范围，所有的谈判细节必须向朝廷请示批准[4]，无疑为谈判的开展带来了较多不便。相比之下，在“二十一条”交涉中启用的外交总长陆征祥则是一位受过专门训练的职业外交官。他于1871年出生在上海，早年在广方言馆、京师同文馆学习外语，后经当时的驻俄德奥荷四国公使许景澄呈请总理衙门调任驻俄使馆翻译官，从此开始了外交生涯。1895年，陆征祥以翻译官的身份随同许景澄参与了《四厘借款合同》的谈判与签订；1898年，陆征祥又随许景澄前往俄皇宫觐见尼古拉二世；1901年，陆征祥再次随杨儒参与与俄政府谈判东三省交涉事宜。除此之外，陆征祥还于1899和1907年两次在荷兰参加海牙和平会议。[5]这样的履历使陆征祥成为一名老练的外交官和谈判对手。正因此，早在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就任命陆征祥为第一任外交总长；此次在面对“二十一条”交涉压力的紧要关头，袁世凯再次启用陆征祥为外长，无疑也正是看中了陆征祥作为职业外交官的专业知识和谈判技术。3. 力争国权的努力“二十一条”交涉中力争国权的努力可以从谈判场内（外交官）和场外（政府）两方面来考察。3.1 外交官的努力在谈判场内，以陆征祥为代表的中国外交官在尽最大努力拖延谈判进程的同时，也尝试削减“二十一条”的条款，以期能避免丧失过多的国家利益。其中，拖延谈判进程的努力，可以从他首次会晤日置益的谈话中看到：我匆匆接任外长后，越一日，日置益即来访，彼此对话如下：日使道：“久闻总长大名，知道总长为著名的外交家，这次能与总长开会讨论，深感荣幸。”我答道：“本人并无长处，只是政府有命，不得不遵。我想问问贵公使愿意何时开始举行讨论，请当面定下日期如何？”日使道：“我看还是由总长定期好了。”我答道：“贵公使既奉有政府命令，大约以早开谈判为好，那么明天就开始吧！”日使道：“可否容许我提出一点意见？”我答道：“凡是意见都可以提出的。”日使道：“谈判必须每天开会，星期日也要照样开，以赶快解决为原则。”我答道：“每天开会，我无异议，但星期天也要开，外交习惯上无此成例，似可不必。再者，虽然每天开会，但我身为外长，不能打消别国使节的会谈，我每天上午必得腾出时间，接见宾客，会议便只能在每天下午举行了。”日使道：“可以。”我道：“每天规定午后五时起开会。”日使道：“那太晚了，最好下午两点钟开始，夜间也必须继续开下去。”我答道：“两点钟开始，不成问题，但夜间继续开会，我的精力不足，一星期后我必须辞职了。”这次对话到此为止，并与日置益约定二月二日双方开始举行会谈。[6]显然，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的谈判桌上，陆征祥充分利用了自己的谈判经验和外交部长的身份，以外交习惯、礼仪为依托，外交辞令为武器，巧妙地回避了日使的锋芒，为其他工作的开展赢得了时间。据学者研究，此后陆征祥每次谈判开始便是一套中国待客之礼，奉茶献烟，侍从们每一步都不急不躁，稳步慢走，等一一敬献完毕已是一小时之后了。日置益心急如焚，却对待客之礼无错可挑，不得不耐心等待，陆征祥的容颜和气和模棱两可的长篇大论使日置益抓不住任何把柄，却也不得章法，私下里对陆征祥万分恼火。[7]削减条款的努力则体现在中国外交部历次提出的修正案中。以2月9日外交部向日方提出的第一次修正案为例：据此案，中国拒绝讨论“二十一条”中的第三、四、五号条款，且第一号第二款及二号第七款也被删除。[8]其中，第三号条款关系矿权，第四号关系领土，第五号则完全为蚕食中国主权的内容，最为凶险；第一号第二款为日本在山东权益的保障，第二号第七款许诺将吉长铁路委任予日本政府经营，亦十分紧要。由此可见，对于日本“二十一条”的威逼，北洋政府至少有一种减少损失的希望，一切谈判场内和场外的努力也正是围绕着这一中心而展开的。3.2 政府的努力当以陆征祥为代表的外交官在谈判桌上努力讨价还价的同时，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也在谈判场外为争夺权益实施了种种办法。[9]这些办法可以归纳为三个层面：首先是袁世凯对外交总长的调整，本身就可以被视为一种战术。善于交涉的陆征祥在谈判中一面据理力争，一面拖延时间，为其他一切办法的实施创造了机会。随后，袁世凯藉机派遣陆宗舆和有贺长雄赴日摸清日本的真实情况。当发现日本元老其实并不支持“二十一条”的第五号条款时，袁世凯政府即灵活改变外交策略，迫使日本政府放弃了“二十一条”最苛刻的第五号条款。随后，袁世凯还故意将日本秘密提出的“二十一条”内容泄露给国内报刊和欧美列强，希望通过舆论和欧美各国两方面的力量来对日本政府造成压力。应该说，国内爱国舆论的宣传是有效的，它为陆征祥与日本代表的周旋提供了不肯让步的借口[10]；但欧美各国政府却没能给予实际的支持，相反，英、美方面却最终建议北洋政府接受日本的最后通牒，令袁世凯大失所望。4. 总结：弱国外交的无奈经过一系列的外交和政治努力后，中国政府最终被迫接受了“二十一条”的部分内容，并于1915年5月25日签订了《民四条约》。在《民四条约》中，除原“二十一条”的第五号内容被全部删除外，部分关于山东问题、汉冶萍公司和“满蒙”问题的条款也改为以换文的形式定案。[11]从结果看，中日“二十一条”的交涉当然是彻头彻尾的失败。无论“二十一条”还是最终签订的《民四条约》，都是丧权辱国的。但我们仍应注意到两点：第一，中日《民四条约》最终是在日本政府的战争威胁下签订的，不是北洋政府和外交部主动让步的结果；第二，北洋政府就外交本身而言，其实是出色的——外交官和政府之间相互策应，按部就班地实行计划，这与晚清外交中常见的因不谙国际惯例而平白损失权益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综上所述，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是北洋时期中国外交的缩影。一方面，专业化的外交手段将中国的外交技术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另一方面，衰弱的综合国力却使得外交官和政府在交涉中所作的努力化为泡影。因此，北洋政府的外交既是进步的，又是无奈的；丧权辱国不是出于一两个人或阶级的卖国行径，而是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形势与全球性大国争霸格局之间矛盾的必然反映。[1] 以上叙事，参见《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96年。转引自苏全有：《袁世凯与〈二十一条〉新论》，《船山学刊》，2005年第4期，第136页。[2] 见曹汝霖：《日使面递廿一条觉书》，《曹汝霖一生之回忆》，香港：春秋杂志社，1966年，115-116页。[3] 孙靖：《北洋时期职业外交研究——以陆征祥为中心的个案考察》，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014年，第26页。[4] 陈桂杰：《北洋政府的外交现代化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郑州大学历史学院，2009年，第22页。[5] 以上履历参见孙靖：《北洋时期职业外交研究——以陆征祥为中心的个案考察》，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014年，第10-19页。[6] 见陆征祥：《我经手签订二十一条》，陈志奇辑编：《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国立编译馆主编，台北：渤海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年，第414-415页。[7] 孙靖：《北洋时期职业外交研究——以陆征祥为中心的个案考察》，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014年，第51页。[8] 曹俊：《袁世凯与中日“二十一条”交涉》，硕士学位论文，安徽大学，2007年，第14页。[9] 参见马良玉：《袁世凯与“二十一条”》，《历史教学》，2005年第2期，第62-64页。[10] 曹俊：《袁世凯与中日“二十一条”交涉》，硕士学位论文，安徽大学，2007年，第20页。[11] 吴丽华：《“21条”要求与“民四条约”》，《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18卷第2期，第25页。
外交官的另一条强国之路——略论许景澄对晚清海防近代化的贡献
按：本文为2015学年秋季学期公选通识课“《剑桥晚清民国史》与中国近代史”的作业。摘要：许景澄是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在晚清近代化的大变局中，他作为一名驻外公使，投身到涉外事务的第一线。然而，他的作为不仅限于外交层面，他还利用驻外公使的身份，学习并推广了进步的海防思想。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条陈海防应办事宜折》中，而通过《外国师船图表》在晚清官员和士大夫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因此，虽然许景澄这一代人的海防建设并未取得成功，但他的思想却为中国的近代化作出了贡献。关键词：许景澄 晚清 海防 近代化晚清中国处在一个复杂的变局之中。一方面，不断深化的外部威胁向中华民族的存亡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反复出现的统治危机也考验着清政府的国家能力。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其实都揭示出一点，即晚清的中国面临着传统文化与近代社会转型的困境。然而幸运的是，这一时期，在中国的士大夫群体中涌现了一批具有全球性眼光的优秀人才，他们积极投身到晚清近代化的建设中，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本文叙述的对象许景澄就是这一群体中的一员。一、概论许景澄是科举进士出身，在晚清政府中历任驻外公使、总理衙门大臣等职，是一位典型的涉外官员；也正因此，在许多方面，他都有相当超前的认识，并亲自投身到涉外事务实践的第一线。他在晚清近代化局势中的作用，最主要的当然体现在外交方面，如：培养、提拔了包括陆征祥在内的外交人才，参加了为数众多的外交谈判等等。但实际上，作为一名驻外官员，许景澄为报效国家而作的努力并不局限于外交层面。他同样将自己长期驻外的有利条件运用在海防建设方面，对晚清海军的近代化也起到了推动作用。然而遗憾在于，许景澄参与建设的晚清海军，难逃战败的命运。但尽管如此，许景澄在思想上对晚清海防近代化所起的作用却是巨大的，这也成为他为晚清中国的近代化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二、《条陈海防应办事宜折》与许景澄的海防思想许景澄的海防思想体现在他的《条陈海防应办事宜折》（下称《折》）中，其内容主要是对海军未来建设的建言献策，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第一类是对海军战法的建议，这又包括三点：首先是提出在巡洋舰和铁甲战舰以外应注重对浅水重炮舰（即Monitor，《折》中所谓“玛尼托耳船”）的运用，认为“设遇战事，以铁甲船、快船鏖逐海中，以炮船、蚊船专扼内口，并附近狙击，庶几重关叠锁，屹若金汤”[1]；其次是提出海军舰艇应装备统一的制式大炮，否则“若一军之中船各异炮，既难通力而合作，亦恐迁地而弗良”[2]；最后是认为海军必须建立专门的军港，认为“外国屯扎水师必不与通商之埠同在一口，则有事封港，无所牵制。其规择形胜必取外口严密，内澳深广，盖先令我之师船屯藏安固，乃可蓄锐以击敌船，兵法所谓自立于不败者也”[3]，并进一步提出“胶州一湾为屯船第一善埠”[4]。从日后围绕胶州湾的租借地问题及其战略地位看，这种认识是值得肯定的。第二类是对军舰型制的建议，这也包括两点：一是提出造舰型制因权衡考虑中国海清与性能需求，吃水不宜过深或过浅，如《折》所云“中国海岸不如外洋之深，船身吃水须有限制”[5]，但“若过于求浅，则煤斤不能多装，铁甲不能厚护，汽机舱不能宽深，船遇风浪摆侧较多，放炮不易准”[6]；为此，他提出造舰标准不应从大沽口考量，而要“准旅顺口为度，无庸过为缩减，转致利不偿病”[7]。二则分析了当时各国铁甲舰造舰技术的异同与优劣，指出“惟作铁甲堡者，费较水线带稍省。作穹甲者，欲增汽机之力，则用英制。欲取斜度之少，则用德制。拟请嗣后造船，照外洋近用各式，审择订制”[8]。以上两条均从中国国情和现实出发，可谓为真知灼见。第三类是对海军制造业发展的建议。他指出：自主造舰虽然是自强的根本，但“谋之太急，亦有二弊”[9]；应权衡技术与成本的得失，在自行试制的同时，也要考虑直接购买，“庶免务博不精之失”[10]。许《折》呈递于1886 年3月13日，正值清代海军衙门成立不到半年之际。《折》中包括许景澄驻外数年间的见闻与经验，涉及晚清海防发展亟需处理的各个方面，为清政府海防政策的制订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尤其是其对海军战法和浅水重炮舰的论述，在当时的官员中可谓独树一帜。三、《外国师船图表》与许景澄海防思想的影响独树一帜的论述必然以海军知识的储备为前提。许景澄的海军知识，又集中体现在他的著作《外国师船图表》（下称《图表》）中，而这也是他海防思想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他首先说明了“船学”的重要性；其次介绍了泰西铁甲的发展变化过程；最后分析了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的师船特点。[11]《图表》向当时的中国人全面介绍了当时西方列强海军中所运用的种种船只，并说明了它们协同作战的模式：“若夫出洋之战船，别乎防口之守船；纯式之甲船，又别乎傅甲之快船，核其异同，不在形式。外此有若巡船以利遐征，炮船以给杂役，侦报船以捷声息，雷艇以助折卫，群力相维，各适厥用”[12]。除此之外，他还将外国海军舰种与中国古代战船作类比，以加深国人对其的认识：“稽古水战之法，楼船、斗舰，列女墙、战格，铁甲船似之。走舸、艨冲之属，巡船、炮船似之。游艇，其疾如风，雷艇似之。譬之天元，本于东来火炮，仿乎元制，名例虽判，部勒则同。叠矩重规，固可按而索也。”[13]更难能可贵的是，《图表》还“损益旧文，更定义例，分别船式，以类相从，增巡船、炮船、雷艇等表，西书有图者摹而列之”[14]，更有助于国人阅读和学习。而《图表》的影响，也可以从同时代人的文字中得到呈现。[15]其中，给予最高评价的是钱恂，他在奏请朝廷续修《外国师船图表》时对其评论说：“图之綦精，表之綦详，而解说尤为明确，搜罗尤为周备”，是“海军中不可无、不可缓之书”、“极裨实用”[16]、“关系船学之研究，关系海军之振兴。”[17]而最具代表性的则是甲午战争期间，御史安维峻在奏请慎购外船折中言道：“若再购英国快船，何人管驾？且匆促造船，质量难保，虚糜帑项。当按许景澄《外国师船图表》酌定形式。”[18]当一国在对外战争中处于颓势、国难当头时，仍然想到要以许景澄《外国师船图表》为参考选购舰船，则其在晚清官员和士大夫中的影响，已经表露无遗。四、总结综上所述，许景澄在晚清海防近代化建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其在海军思想上开风气之先的倡导作用和知识普及作用，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虽然，许景澄这一代人所建设的晚清海军在甲午战争中悲剧性地失败了，但许景澄的海军思想及其影响，无疑为未来中国海防建设的发展和走向成功打下了最初的基础。因此，应该承认，许景澄在晚清中国的大变局中，对中国的近代化转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 许景澄：《许文肃公（景澄）遗集》，许同莘编，台北：文海出版社，第58页。[2] 许景澄：《许文肃公（景澄）遗集》，许同莘编，台北：文海出版社，第60页。[3] 许景澄：《许文肃公（景澄）遗集》，许同莘编，台北：文海出版社，第63页。[4] 同上。[5] 许景澄：《许文肃公（景澄）遗集》，许同莘编，台北：文海出版社，第58页。[6] 同上。[7] 许景澄：《许文肃公（景澄）遗集》，许同莘编，台北：文海出版社，第59页。[8] 许景澄：《许文肃公（景澄）遗集》，许同莘编，台北：文海出版社，第60页。[9] 许景澄：《许文肃公（景澄）遗集》，许同莘编，台北：文海出版社，第61页。[10] 许景澄：《许文肃公（景澄）遗集》，许同莘编，台北：文海出版社，第62页。[11] 张登德：《许景澄与晚清海军建设》，《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第44页。[12] 许景澄：《许文肃公（景澄）遗集》，许同莘编，台北：文海出版社，第1124页。[13] 同上。[14] 许景澄：《许文肃公（景澄）遗集》，许同莘编，台北：文海出版社，第1126页。[15] 参见张登德：《许景澄与晚清海军建设》，《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第45页。[16] 见张侠编：《清末海军史料（上册）》，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年，第422页。转引自张登德：《许景澄与晚清海军建设》，《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第45页。[17] 见张侠：《清末海军史料（上册）》，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年，第422页。转引自张登德：《许景澄与晚清海军建设》，《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第45页。[18] 姜鸣：《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1860- 1911）》，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第206页。.转引自张登德：《许景澄与晚清海军建设》，《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第45页。
中世纪经济伦理的演变及其对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影响
按：本文为2015学年秋季学期公选通识课“西方文明通论”的作业。摘要：马克斯·韦伯认为，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精神来自宗教改革以后的新教经济伦理。然而，这一伦理实际是中世纪经济长期演变的结果。中世纪的教会从反对追求财富到默许，其对商业和金融业的态度经历了长足的变化。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精神正是这种演变的结果。关键词：经济伦理 贸易 高利贷 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斯·韦伯在他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即清教徒的思想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换言之，是宗教改革以后新教的经济伦理观催生出了近代的资本主义精神，进而构成了近代文明基本的经济伦理。这种经济伦理观，用韦伯的话来说，就是“仅当财富诱使人无所事事，沉溺于罪恶的人生享乐之时，它在道德上方是邪恶的；仅当人为了日后的穷奢极欲、高枕无忧的生活而追逐财富时，它才是不正当的。但是，倘若财富意味着人履行其职业责任，则它不仅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而且是应该的、必须的。”[1]乍看之下，这种经济伦理观似乎与中世纪天主教的经济伦理是背道而驰的；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提到，“圣·托马斯将追求财富的欲望斥为卑鄙无耻（这一用语甚至还用来指责那种不可避免的因而在伦理上是完全正当的获利），他的这一论点在当时被奉为真理”[2]。但如果对这一经济伦理观的变迁作历史的考察，就可以发现，实际上，在中世纪的漫长历程中，它是随着工商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并最终嬗变成新的伦理观念的；也就是说，这种新的、象征着近代化和新兴经济形式的观念，实际是在中世纪过去的一千年中，从旧的观念和生产方式中逐渐孕育出来的。本文谨从天主教对商业与金融业的态度变化入手，对中世纪以来与追求财富相关的经济伦理的变化略加解释和叙述。1. 中世纪早期天主教对商业和金融业的态度中世纪早期的天主教不提倡追求财富，它对商业和金融业的态度几乎全部都是贬抑和蔑视的。学者认为，这种伦理是农本思想的体现，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产物。[3]1.1 对商业的态度按照正统的基督教的解释，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不仅不利于一个人思想的净化和灵魂的得救，而且也有悖于做人的原则，有悖于基督教所肯定的伦理标准。[4]神父们从禁欲主义出发，异口同声地斥责商业是毁坏灵魂的职业。[5]这类言说都可以在12世纪的《格拉蒂安教令集》中找到，如圣安布罗斯（340-397）指责富人“冷酷残忍”，“听到蝇头小利就竖直了耳朵”，利奥一世（?-461）认为“买卖人很难不陷入罪”[6]等等。这些思想被中世纪早期的天主教会所继承，成为其对商业的基本态度。1.2 对金融业的态度所谓的金融业，在中世纪早期就表现为贷款取息；对此，教会的态度比商业更加坚决。在中世纪前期的多次宗教会议和教会法规中都明令禁止收受利息，并对放款收息的教士及信徒进行严厉的遣责和惩罚。[7]《格拉蒂安教令集》中，也记录了早期基督教神学家们更为激烈的批评，如圣格雷戈里（329- 389）认为“用高利贷和利息玷污了大地的人不劳而获，不散财而敛财，不播种而收获，他的富裕生活不是靠耕种土地而得，而是借穷人无衣无食而获”；圣约翰·克里索斯托（347-407）认为贷款无论对借出者，还是对借入者，都有害无益，“因为借贷双方都会因此而蒙受重大损失……当一方的贫困增加时，另一方的罪恶也随着他的财富而增加”；圣利奥一世（?-461）甚至把基督教的教理概括为“金钱的利息，就是灵魂的毁灭”。[8]在12-13世纪内，罗马教皇曾多次发布谕旨，规定俗世间久欠债权人的钱不必付利息，已收取利息的要退还，尚未收息的不准再索取。由此可见中世纪早期天主教会反对贷款取息的态度之坚决。2. 中世纪盛期天主教对商业和金融业态度的松动中世纪盛期，随着城市的兴起与经济的发展，各种商业与金融业行为开始勃兴。作为经济变局的反映，教会对商业和金融业的态度也开始有所松动。2.1 对商业的态度在中世纪盛期，一种事实上对商业采取温和之认可的态度已经逐渐确立起来。如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就提出：“贸易的目的是牟利，虽然牟利本身并不包含任何诚实的或必要的目标，它却也并不包含任何有害的或违反道德的事情。所以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碍它转向某种诚实的或必要的目标。这样，贸易就变成合法的了。”[9]在此基础上，教会人士力求对正当和非正当的商业行为作出某种区分，以对其中的一部分进行肯定。如教会的法学家们力图将商业行为归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为生活消费所需的被迫出售行为；第二类是手工业者出售自己的劳动产品；最后才是商人从事的贱买贵卖的商业行为。[10]按照13世纪教会法学家休古西奥与霍斯特西斯对商业利润性质的双重区分，商业利润与高利贷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付出劳动时间和金钱的利润与没有付出劳动、时间和金钱所得的利润也是不同的。[11]这就意味着，脱离了高利贷和懒惰嫌疑的商业活动将被视为完全合法的。到15世纪时，神学家们已经承认，商业追求是经济制度平滑运行所必需的，对公众也是有益的；只有剥削公众的垄断者、明显的高利贷者（即典当商）和凭借商品倒卖牟利的投机分子被视为例外。[12]2.2 对金融业的态度在商业通过温和的区分取得它的合法地位的同时，作为金融业代表的高利贷（其实涵盖了包括低息贷款在内一切贷款取息行为）在教会的经济伦理中仍是被禁止的。但当货币金融在中世纪盛期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变得日益兴盛和普遍时，教会内部对于高利贷的认识也开始出现分歧，即所谓的严禁与弛禁之争。严禁派主张应严格遵循中世纪早期教会的观点，禁止各种形式的借贷取息行为。但这种强硬的态度不能奏效，因为教会实际已无力取缔社会经济生活中普遍出现的各种放贷活动。随着经济发展，弛禁渐渐取代了严禁；到了中世纪后期，高利贷逐渐合法化。[13]弛禁派的神学家同样寄希望于通过某种温和的区分来缩小高利贷禁令的适用范围，藉此来肯定现实的放贷活动。如第二次拉特兰公会教规第13条、第三次拉特兰公会教规第25条、第二次里昂公会教规实际上对都高利贷者都作了区分，它们仅仅把高利贷禁令的对象指向了“明目张胆的高利贷者”；而教会法学家霍斯特西斯更在他的著作中列出了十余种可收取利息的“例外”情况。[14]到16世纪初，只有“设法利用某种自身并不会带来收益的物品来谋取收益和增值”，“没有付出任何劳动、成本或担当任何风险就获取的利润”[15]才被教会视为高利贷的所得。然而当时的欧洲已经到达资本主义发展的前夜；显然，资本能够带来收益，而放贷不承担任何风险几乎是不可能的。高利贷活动已经事实上被普遍地合法化，至此，人在经济活动中追求财富的全部伦理桎梏都已经从法律中被清除了。3. 总结：中世纪经济伦理的变迁对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影响中世纪经济伦理的变迁对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无论从物质还是精神领域看，它的影响都十分重大。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与其说近代的经济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是从一个与它相对立的价值观中迸发出来的，毋宁说是后者在历史进程中逐渐演变成前者的。在中世纪的经济伦理与近代的经济伦理之间，存在者明显的发展脉络；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在经济领域被近代文明奉为圭臬的诸种精神，其实在中世纪就已经充分酝酿了。因此，近代的经济伦理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中世纪文化长期发展的结果。精神的背后是生产、生活中的经济实存，经济伦理观的演变，与中世纪经济基础的不断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经济基础的发展过程中，众多近代资本主义文明最鲜明的经济活动形式也先后出现并蓬勃发展起来。如：普遍的工商业和贸易，贷款、银行等等。它们都不是在近代以后才诞生的，相反，它们都是在中世纪的历史过程中慢慢走向成熟的。综上所述，正是中世纪经济伦理观演变造成了马克思·韦伯论述中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而近代文明当然也不是无本之木，它是从中世纪一千年这个庞大又隐蔽的根基中茁壮成长起来的。[1]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127页。[2]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53页。[3] 廖建林：《西欧中世纪天主教会的经济伦理及其实践活动初探》，《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第106页。[4] 同上。[5] 刘茜茜：《西欧中世纪基督教经济思想》，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2年，第19页。[6] 转引自龙秀清：《教会经济伦理与资本主义兴起》，《世界历史》，2001年第1期，第48-49页。[7] 廖建林：《西欧中世纪天主教会的经济伦理及其实践活动初探》，《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第106页。[8] 转引自龙秀清：《教会经济伦理与资本主义兴起》，《世界历史》，2001年第1期，第48-49页。[9] 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马清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44页。[10]龙秀清：《教会经济伦理与资本主义兴起》，《世界历史》，2001年第1期，第49-50页。[11] 廖建林：《西欧中世纪天主教会的经济伦理及其实践活动初探》，《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第107页。[12] 同上。[13] 刘茜茜：《西欧中世纪基督教经济思想》，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2年，第42页。[14] 龙秀清：《教会经济伦理与资本主义兴起》，《世界历史》，2001年第1期，第55页。[15] 莫利诺斯：《论契约与高利贷》，巫宝三主编：《欧洲中世纪经济思想资料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62页。
传说与历史——孙吴赤乌年间上海地区佛教发展情况辨
按：本文为2015学年秋季学期“上海历史与文物”课的作业。摘要：上海地区的方志体系中，历来通过对《云间志》等早期志书内容的引用和发展，建构了静安、龙华两座古刹创建于吴赤乌年间（公元238-251年）的传说。然而，这一传说的内容却是经不起推敲的，其内容可能是后人不断造成的结果。但是，从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两方面看，赤乌年间在孙吴统治区域内，佛教确实得到了比较大的发展。因此，对于孙吴赤乌年间上海地区佛教发展情况的追叙也并非是纯粹穿凿附会、子虚乌有的。关键词：佛教 传说 孙吴 康僧会 静安寺 龙华寺上海地区有悠久的佛教历史。在众多传说与记录中，这一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国时孙吴的赤乌年间（公元238-251年）。如《上海通志》云：“相传，三国赤乌年间，建龙华寺、静安寺，在今嘉定区安亭镇的菩提寺，墅泾的赤乌庵”[1]；《上海宗教志·龙华寺》载：“相传三国吴赤乌年间（238～251年），西域僧人康僧会自交趾（今越南北部）至建业（今南京）传播佛教，路经龙华荡，曾在此建立茅茨，设像行道”[2]；《上海宗教志·静安寺》载：“相传该寺创建于三国吴赤乌年间（238～251年）。当时寺址在吴淞江滨，初名沪渎重元（玄）寺”[3]等等，诸如此类的传说，陈陈相因，不胜枚举。应当注意，历史上的这些记载并非完全可靠的。如静安寺的创建年代，历来有较多的争论，杨其民1988年发表于《史林》的《静安寺寺名年代小考》、杨渤海2005、2006年发表于《上海地方志》的《静安寺始建年代探讨》、《静安寺始建年代续考》等都是其中代表；龙华寺方面，高振农在其著作《龙华寺》中也作了较深入的探讨。因此，这些方志所反映的不一定就是孙吴赤乌年间上海地区佛教发展情况的原貌。本文谨从对上海龙华、静安二寺创建年代的讨论入手，结合孙吴统治区域内的文献与考古材料，以其得到一个更贴近历史的孙吴赤乌年间上海地区佛教发展的面貌。1. 古刹：后人造成的传说历来对于上海龙华、静安二寺历史的记叙，最早都追溯到宋代的《云间志》。其中，对静安寺的记叙如下：“静安寺，在沪渎。按《寺记》：吴大帝赤乌中建，号沪渎重玄寺。佛法入中国虽始于汉，而吴地未有寺也。赤乌十年，僧康会入境，孙仲谋始为立寺建业，曰建初。建初者，言江东初有佛法也，岂沪渎寺相继创建耶。景筠《石幢记》: 中间号永泰禅院，本朝祥符元年改今额。《释迦方志》云：晋建兴元年，有二石像浮于吴松江口，吴人朱膺等迎至沪渎重玄寺，像背题曰维卫，曰迦叶。《松陵集》：建兴八年，渔者于沪渎沙汭获石钵，以为臼类，荤而用之。佛像见于外，渔者异之，乃以供二圣。今佛与钵皆在平江开元寺。”[4]龙华寺的记叙则较为简略：“空相寺，张仁泰请于钱忠懿王始建，旧号龙华寺，治平元年改今额。”1.1 静安寺的传说支持静安寺创建于孙吴赤乌年间的论者，往往对《云间志》所叙不加考证便采信。但实际上，这则记载是很成问题的。首先，倘若静安寺（沪渎重玄寺）真是一座三国时创建的古刹，在宋以前佛教兴盛的时期没有留下任何记载是很可疑的。其次，所谓“沪渎重玄寺”的名称，甚至有可能是宋人刻意造成的。如此怀疑的依据在于《云间志》中所引《释迦方志》“晋建兴元年”的内容。这段描述是晋代上海地区著名的“石佛浮海”神话的一部分，此前在梁代《高僧传》、《浮海石像铭》，唐代《释迦方志》、《吴地记》等史料中均有记录[5]。尤其《释迦方志》中的原文为“西晋愍帝建兴元年，有二石像浮于吴松江。渔者疑为海神，延巫祝以迎之，风涛更盛。奉黄老者谓是天师，复往迎接，风浪如初。奉佛居士朱膺者，吴县人，素有诚信，共东灵寺帛尼并信者数人，至沪渎口延之，风潮忽静。遥见二人至，乃石像，立高七尺，波中捧。上置通玄寺。铭其背，一名惟卫，二名迦叶”[6]，由此可见，《云间志》中所引《释迦方志》的内容其实有误。有学者认为，“通玄寺”讹为“沪渎重玄寺”是上海地区加入了对于“石佛浮海”神话资源争夺的体现[7]。综上所述，《云间志》对于静安寺时间年代叙述的可信度已经大打折扣。1.2 龙华寺的传说与静安寺相比，龙华寺传说由后人造成的痕迹就更为浓重。如前所叙，《上海宗教志》所谓康僧会“路经龙华荡，曾在此建立茅茨，设像行道”的叙述在《云间志》中丝毫没有体现。而《云间志》则认为，龙华寺始建于钱忠懿王年间，即五代时的吴越国。历代地方志内容的变迁鲜明地体现了龙华寺的传说是如何被一层层加上去的。《云间志》以后，元代《嘉禾志》延续了其记载，同样认为龙华寺是钱忠懿王年间始建的；到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上海县志》中，已经出现了“古龙华寺基”，而钱忠懿王只是命张仁泰“重建”龙华寺；直到清康熙年间《上海县志》中，才终于出现了“龙华教寺，相传寺塔为赤乌年建”的记录。[8]在始终缺乏史料补充的前提下，对一件史事的叙述和认识变得愈来愈清晰和细致是不合逻辑的，只能认为是后人不断层累造成传说的结果。至于康僧会“路经龙华荡，曾在此建立茅茨，设像行道”的叙事，最早则出现在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龙华寺住持所作的《龙华寺舍利塔记》中。其中言道：“时闻康僧会道德高重，路过龙华荡，神龙让宅，结茅修行。王诏僧见，劝奉佛法……王敕建塔十三，龙华其一也。”然而此前的史料中，记载却从未如此详尽。如《高僧传》云“以吴赤乌十年，初达建邺，营立茅茨，设像行道”[9]；《释迦方志》载“赤乌四年，有康居国沙门康僧会者，行化道也。初达吴地，营立茅茨设像行道”[10]。由此可见，康僧会传说的细节与龙华寺塔建立年代的传说一样，可能都是在清代前后两百年间经补充而形成的。2. 传说的历史基础2.1 文献记载有些传说的造成是以直接文献记载为基础的。如《龙华寺舍利塔记》所谓“王敕建塔十三，龙华其一也”，即来自《高僧传》中的记载。其中云康僧会三七日求得舍利后，“权大嗟伏，即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号建初寺，因名其地为陁里。由是江左大法遂兴。”[11]在此记载中，舍利仅有一颗，塔也仅有一座，佛寺号为“建初寺”；到《龙华寺舍利塔记》中，讹为十三座，而静安寺塔、龙华寺塔均位列其中。据学者研究，江浙地区后来号称建立于赤乌年间的佛寺多达近40处，这些传说的盛行显然与康僧会建造“建初寺”的记载是有联系的。[12]除此之外，孙吴统治区域内佛教的发展也是有史可考的。对此，前人已做过较多的研究，正如汤用彤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所言：“三国时佛教之重镇，北为洛阳，南为建业。”[13]尽管“东吴高僧可考者唯支谦、康僧会、维只难、竺将炎四人，并见《高僧传》（卷一）”[14]，但从传世的文献看，他们所译经藏数量丰富，显然得到相当的支持。如《高僧传》记载支谦“收集众本译为汉语，从吴黄武元年至建兴中，所出维摩大般泥洹法句瑞应本起等四十九经”[15]，足可见其规模。而《三国志》中记有“綝意弥溢，侮慢民神，遂烧大桥头伍子胥庙，又坏浮屠祠，斩道人”[16]的毁佛事件，更从反面凸显了之前孙吴统治区域内佛教的盛兴。这些文献记录所体现的赤乌年间的信仰情况，成为了“古刹”传说更深层次的历史基础。2.2 出土文物除文献材料外，考古发掘也为孙吴统治区域内佛教的发展提供了佐证。据学者1990年的研究，截至当时为止，南方长江流域发现的早期佛造像，就三国、西晋的即达60例左右。这些佛像主要在堆塑罐（即“魂瓶”）与铜镜上，具体如下表所示[17]：这些造像中有明确纪年的共10件，最早的来自孙吴永安五年（公元262年），最晚的则至于西晋元康六年（公元296年）。另据2006年的一项研究，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出土的魂瓶中，具有与佛教相关形象的最早纪年可追溯至孙吴的太平、永安年间（公元256-264年）。[18]考虑到宗教艺术相对于宗教本身传播的滞后性以及佛教渗透到墓葬文化中所需的时间，有关孙吴赤乌年间佛教信仰传播的文献记载是符合文物出土情况的。3、总结综上所述，考虑到赤乌年间孙吴统治区域内佛教传播的普遍趋势，上海地区的佛教也应当是得到发展的。但是，上海地区作为孙吴政权统治区域的边缘，尽管交通条件有一定的便利，但其宗教文化的发展程度与当时的文化中心建业仍然是不可能相提并论的；因此，这种发展显然与古刹传说中所描述的程度是不匹配的。然而传说尽管有荒诞不经之处，却无疑还是在与之对应的历史基础上创作出来的，故其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孙吴赤乌年间上海地区佛教发展历史事实的反映。[1] 见《上海通志》，卷十四，《民族、宗教》，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2] 见《上海宗教志》，第一编，《佛教》，上海地方志办公室。[3] 同上。[4] 见宋人杨潜《云间志》，转引自毕旭玲：《“石佛浮海”神话与上海地域形象建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105页。[5] 参见毕旭玲：《“石佛浮海”神话与上海地域形象建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104-105页。[6] 见《释迦方志》，卷下，《通局篇第六》。[7] 毕旭玲：《“石佛浮海”神话与上海地域形象建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105页。[8] 此处方志内容全部转引自高振农：《龙华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2页。[9] 见《高僧传》，卷一。[10] 见《释迦方志》卷下，《通局篇第六》。[11] 见《高僧传》，卷一。[12] 见木田知生：《江浙早期佛寺考——“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研究》，《东南文化》，1992年第1期，第166-170页。[13]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2页。[14] 严耕望：《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9页。[15] 见《高僧传》，卷一。[16] 见《三国志》，卷六十四，《吴书·诸葛滕二孙濮阳传第十九》。[17] 列表及相关研究，均引自阮荣春：《早期佛教造像的南传系统》，《东南文化》，1990年Z1期，第39-41页。[18] 仝涛：《长江下游地区汉晋五联罐和魂瓶的考古学综合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6年，第113页。
中国古代皇帝权力扩张的范式——以唐代墨敕为中心的考察
按：本文为2015学年秋季学期“中国政治制度史”课的作业。摘要：墨敕是唐代皇帝不经中书、门下二省下发的一种特殊文件。它不属于唐代七种正式“王言”，具有非制度化和非法的特点，但它在实际运用中却是有效的，它贯穿唐代的历史，成为皇帝扩张自身权力的工具。通过灵活运用墨敕，皇帝成功地攫取了各种权力，以一定程度上在君权严格受限的唐代行政中体现了其个人意志。墨敕作为中国古代皇帝权力扩张的手段是具有代表性的，它为我们研究和总结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经验得失提供了宝贵的切入点。关键词：唐代 墨敕 皇权 政治制度1. 缘起以往在论述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时，多有用“专制主义”与“中央集权”来形容的。对于后者，似无太大的争论，一般都予以认可；然而对于前者，却多少有不同的意见产生。譬如以钱穆为代表的新儒家学者，就旗帜鲜明地提出过中国古代政治的“非专制论”，或者“纵要说它是专制，也不能不认为还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开明的专制。它也自有制度，自有法律，并不全由皇帝一人的意志来决定一切的”。[1]这一观点直至今天仍然引起着学者思考的回声。其支持者认为“视中国历史为专制史，视中国传统为专制的传统，乃是出于根深蒂固的偏见”[2]；反对者则认为历代王朝不过“依靠暴力征服起家，以法家极权专制主义学说为思想内核，以温情脉脉的儒家训导为文化粉饰，以高远缥缈的所谓‘天道’为道德依归”[3]而已。而大部分学者，如金耀基、余英时、罗志田都采取一种折中的看法，将中国传统政治看成一种更为开放的系统，一种折中的“专制”，不是“黑暗专制”，反而更近“开明专制”。[4]然而，这种争论不过是修辞上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在中国这样一个重视制度和法律、对政治运行有相当之规定的国家，皇帝权力在历朝历代却总有扩大化的时期，君主践踏法律的情形也时有发生。在这种君权扩张的过程中，是否存在一种形式，为他们提供了扩张的手段，而他们又通过何种方式，攫取了哪些本不归属他们的权力？本文谨从唐代的“墨敕”现象入手，对此作初步的论述和考察。2. 综述对于唐代墨敕的研究，目前尚不是很完备。迄今为止，还没有以此为中心的硕士或博士论文，但学者们已经日益重视起这个问题，陆续发表了一些具有相当价值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首先是以唐中宗朝为代表的“墨敕斜封官”现象；其次是墨敕作为一种制度的补充在唐代行政中的地位。裴恒涛2006年发表于《青海社会科学》的《唐代墨敕斜封官初探》就关注了“墨敕斜封官”的问题。文章叙述了墨敕斜封官的基本史实，并作了一定的评价。王使臻2012年发表于《青海社会科学》的《唐五代“墨敕”与“斜封”辨》则对这一问题作了补充，指出“墨敕”与“斜封”是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在另一方面，邓小军2003年发表于《杜甫研究学刊》的《杜甫疏救房琯墨制放归鄜州考（下）——兼论唐代的制敕与墨制》则关注到了墨敕在唐代行政中的地位问题，并认为唐代墨制用于公务,是对中书、门下制度的破坏。游自勇2005年发表于《历史研究》的《墨诏、墨敕与唐五代的政务运行》则更为详细地探讨了这一问题。以往的研究在史料占有和分析上，已经做得相当出色；但还未清楚地点明，皇帝通过墨敕攫取了哪些不属于他的权力，及这种攫取背后的逻辑和影响。本文将以此为重点进行一些论述。3. 墨敕的特点3.1 非制度性唐代皇帝的诏敕亦称“王言”，据《唐六典》载，共有七种形式：“凡王言之制有七：一曰册书，立后建嫡，封树藩屏，宠命尊贤，临轩备礼则用之。二曰制书，行大赏罚，授大官爵，厘年旧政，赦宥降虏则用之。三曰慰劳制书，褒赞贤能，劝勉勤劳则用之。四曰发日敕，谓御画发敕也。增减官员，废置州县，征发兵马，除免官爵，授六品已下官，处流已上罪，用库物五百段、钱二百千、仓粮五百石、奴婢二十人、马五十疋、牛五十头、羊五百口已上则用之。五曰敕旨，谓百司承旨而马程式，奏事请施行者。六曰论事敕书，慰谕公卿，诫约臣下则用之。七曰敕牒。随事承旨，不易旧典则用之。皆宣署申覆而施行焉。”[5]由此可见，唐代皇帝诏敕的运用是比较严格的，每种体例都有其适用的范围，且必须经“宣署申覆”（即中书、门下省正常的诏敕颁布程序）才能施行。因此，学者认为唐代规定了公文处理的程序和程限，使政务的处理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程序。[6]在这种体制下，皇帝的权限受到严格的限制，很难在政治事务中体现其个人的意志。相比之下，墨敕在唐代各类典章制度文献中未有涉及，显然其并非一种成制，而是君主本人便宜从事的结果。如胡三省所言，“墨敕出于禁中，不由中书门下”[7]，则所谓“墨敕”，在唐代律令体系而言，显然是以非制度化的形式存在的。3.2 非法性墨敕不仅是非制度化的，而且早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就已经是非法的。这种非法性，可以从唐代官员抵制墨敕的记载中看到。如武则天朝任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的刘祎之，因触怒武则天而受诬告，武则天就令肃州刺史王本立去审问他。其时，“本立宣敕示祎之”，而刘祎之竟回答；“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8]显然，武则天授予王本立的就是未经中书、门下二省副署的墨敕，而刘祎之对墨敕的藐视，足可见其在时人眼中的非法性。在“墨敕斜封”盛行的中宗朝，同样出现了大臣抵制皇帝墨敕的情形。如神龙元年，唐中宗“墨敕以方士郑普思为秘书监，叶静能为国子祭酒”，时任门下侍中的桓彦范“执不可”，即便中宗表示“要已用之，不可止”，桓彦范也始终“不从”。[9]这里体现的是原本作为诏敕“宣署申覆”机构的宰执大臣对皇帝墨敕的抵制态度。除此之外，在景龙二年（公元708年），又发生了吏部官员抵制墨敕封官的事件，据《资治通鉴》的说法，“时斜封官皆不由两省而授，两省莫敢执奏，即宣示所司。吏部员外郎李朝隐，前后执破一千四百余人，怨谤纷然，朝隐一无所顾。”[10]这体现的则是在中书、门下两省无力对抗皇帝的墨敕时，吏部官员对这种非法封官的抵制。除此之外，墨敕的非法性还体现在唐后期官员希望恢复王言合法性的努力上。如《翰林志》载“贞元三年（公元787年）贽上疏曰：伏。详令式及国朝典故，凡有诏令合由于中书，如或墨制施行，所司不须承受。盖所以示王者无私之义，为国家不易之规。”[11]这是对肃宗朝“大事直出中禁，不由两省，不用六宝”[12]的回应，也体现了唐代大臣对墨敕非法性始终如一的认识。3.3 有效性墨敕在唐代虽然不是合法的文件，却往往是有效的。如墨敕斜封官的存在以及前述官员的抵制等等，都从反面印证了墨敕的有效；而墨敕所以侵蚀正常政治秩序的威力也正来自于它的有效。有些场合下，墨敕的效力甚至与正式的王言并无显著的区别。如唐代何延之的《兰亭记》中云：“翼遂于案上取得《兰亭》及御府二王书帖，便赴永安驿，告驿长凌愬曰：‘我是御史，奉敕来此，有墨敕，可报汝都督齐善行。’”这里，奉命来取《兰亭序》的萧翼所持的即是唐太宗的墨敕。而“善行闻之，驰来拜谒”，当“萧翼因宣示敕旨，具告所由”后，“善行走使人召辩才”。[13]尽管对于何延之《兰亭记》的可靠性尚存争议[14]，但无论如何，至少在唐代，这种混淆敕旨效力的观念已经开始出现，它也更进一步标示了墨敕的有效性。4. 皇帝攫取的权力墨敕的实际有效性使掌握墨敕撰写权的皇帝攫取额外的权力成为可能。4.1 授予特权与临时处置权唐代皇帝可以通过墨敕授予臣下某些特权或对于某项事务的临时处置权。如上面所提到的萧翼，即获得了一种围绕《兰亭记》展开的特别权力；在其代皇帝实现目标前，从墨敕处能够得到一种特殊的威力，使其有能力完成皇帝的任务。据《新唐书》记载，武则天也曾秘密授予李秦授一份具有类似权限的墨敕。当时，李秦授献策将谶言“代武者刘”与“大臣流放者数万族”相附会，以处置流亡在外的不稳定因素；而“后谓然，夜拜秦授考功员外郎，分走使者，赐墨诏，慰安流人，实命杀之”[15]。武则天在这里就是通过墨敕授予了李秦授贯彻皇帝意志的生杀权力。无独有偶。在玄宗朝，张敬忠也曾奉皇帝的墨敕外出办理事务。在他回奏的奏文中提到“伏奉闰十二月十一日墨敕”、“臣差判官宣义郎彭州司仓参军杨昉往青城山准敕处置”[16]等，说明他受墨敕办理青城山的寺观争端后，就藉此差遣另一位官员赴当地解决问题；由此可见，皇帝确实能够通过墨敕授予臣下对某种临时性事务的处置权。此外，皇帝有时还通过墨敕授予其他的特权。如武则天时的高僧洪昉，曾受武则天的墨敕：“所行之处，修造功德，无得遏止”[17]；中宗时期的高僧道岸，“请帝墨敕，执行南山律宗”[18]；代宗时期的高僧灵坦，“敕赐号曰大悲，兼赍墨敕”[19]；宣宗时期的高僧有缘，“身披布褐，手执墨敕，海内游行”[20]。学者认为，这是由于唐代不少皇帝信奉佛教，和僧人的关系密切的缘故。而墨诏、墨敕往往成为高僧游历天下的通行证。[21]4.2 任免官职唐代皇帝还通过墨敕部分获得了任免官职的权力。中宗时盛极一时的“墨敕斜封官”问题，就是这种权力的体现。但实际上，唐代历朝都多少有这种现象发生。如据学者研究，贞观年中，唐太宗敕中书令房玄龄检校礼部尚书事，敕兵部尚书杜如晦、刑部尚书李药师检校侍中、检校中书令，参掌枢密，皆是墨敕授官。[22]而前面提到的武则天“夜拜秦授考功员外郎”，显然也只能是通过墨敕授予的。到中宗朝所谓“时政出权幸，不关两省而内授官，但斜封其状付中书，即宣所司”[23]，不过是这种现象的极端化罢了。至于免除官职，并没有案例可考，大抵墨敕未能涉足这一领域。但邓文认为，杜甫被肃宗以墨敕放归鄜州，不啻为一种以准令式“曲线”免去杜甫官职的策略。[24]因此，皇帝利用墨敕来排挤或放逐某些官员，在技术上并非是没有可能的。4.3 混淆个人意志与国家意志唐代皇帝通过墨敕获得的最极致的权力，莫过于将个人意志与国家意志相混淆。其实，前面所叙的各种墨敕的运用，多少都隐含了这一层次在内。而一个极端的案例是，当刘祎之对武则天遣来审问他的肃州刺史王本立说出“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后，“则天大怒，以为拒捍制使，乃赐死于家”。原本依《唐律》，“对捍制使，而无人臣之礼者，绞”，看似没有问题。但《唐律疏议》中指出，制使即“奉制敕使”；对捍制使，关键在“不承制命”，否则“虽因公事论竞，不干预制敕者，并从‘殴詈’本法”。[25]显然，武则天的墨诏不走中书、门下的程序，称不上是“制敕”；刘祎之的“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所瞄准的也正是这一点。换言之，王本立根本称不上是什么“制使”，但武则天恼羞成怒，仍然以“拒捍制使”的罪名赐死刘祎之，显然是将自己的个人意志与国家意志相混淆，随意解释《唐律》来实现自己的目的。5. 总结综上所述，唐代的墨敕作为皇帝扩张自身权力的工具，具有非制度化、非法和实际有效的特点。而通过墨敕的下发，皇帝也得以成功攫取到授予特权、任免官职乃至混淆个人意志与国家意志的权力。这些权力在制度上原本都不属于皇帝，但却又通过一种非正常渠道流向了皇帝手中。墨敕作为唐代皇帝权力扩张的非正常渠道，不仅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现实政治的发展也具有参考价值。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墨敕是一种长期存在的非法现象。这体现出中国古代虽然有比较完备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但在实行过程中却无力避免被司法与行政者践踏的窘境。墨敕从“便宜行事”用心，最终演变为侵蚀法制的手段，其发展令人深思。其次，墨敕是最高统治者架空和对抗中央正式权力机构（中书、门下二省）的手段。中国历代最高统治者在企图揽权时，多运用这样的方法：如汉武帝设立内朝、清圣祖设立南书房等等，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当最高统治者发现自己的意志无法通过正规的渠道传达时，他们就可能动用正常渠道以外的力量或者设立超常规的机构，来实现个人的目的。最后，墨敕还暴露出中国古代政治中存在的一个致命缺陷，即皇帝权限虽然在制度上受到种种约束，但仍然有被滥用的可能。这种滥用的源头在于：皇帝权力虽然在法律上是严格受限的，但其权威在形而上的法理上受到的限制却要小得多；因此，皇帝的权势在大多数时候、特别是在那些雄心勃勃的人手中时是可怕的，它无时不刻地在为皇帝权力的扩张提供着便利和选择。[1]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43页。[2] 相偶：《中国历史非专制史》，《中华读书报》，2014年6月25日，第10版。[3] 陈小葵：《论新儒家“古代王权非专制”说之谬》，《今日南国》，2008年第7期，第171-172页。[4] 刘嫄嫄：《文化卫道的困境与理想：钱穆“传统政治非专制论”考评》，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额人文与传播学院，2010年。[5] 见《唐六典》，卷九，《中书省集贤院史馆匦使》。[6] 吴宗国主编：《盛唐政治制度研究·绪论》，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5页。[7] 见《资治通鉴音注·唐纪》，神龙元年·夏。[8] 见《旧唐书》，卷八十七，《列传第三十七》。[9] 见《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列传第四十五》。[10] 见《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五》，景龙二年·秋。[11] 见《翰林志》。[12] 同上。[13] 见何延之《兰亭记》，载《法书要录》，卷三。[14] 王汝涛：《论何延之〈兰亭记〉乃是信史——附论〈兰亭〉临摹本的变迁》，《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第119-124页。[15] 见《新唐书》，卷一百三十，《列传第四十二》。[16] 见《全唐文》，卷二百七十七，《准敕勘复蜀州青城山常道观奏》。[17] 见《太平广记》，卷九十五，《异僧九·洪禅师》，引《纪闻》。[18] 见《宋高僧传》，卷十四，《唐光州道岸传》。[19] 见《宋高僧传》，卷十，《唐扬州华林寺灵坦传》。[20] 见《宋高僧传》，卷十二，《唐缙云连云院有缘传》。[21] 游自勇：《墨诏、墨敕与唐五代的政务运行》，《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第36页。[22] 见《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卷六百九十一。转引自王使臻：《唐五代“墨敕”与“斜封”辨》，《青海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第190页。[23] 见《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九，《列传第五十四》。[24] 邓小军：《杜甫疏救房琯墨制放归鄜州考（下）——兼论唐代的制敕与墨制》，《杜甫研究学刊》，2003年第2期，第19页。[25] 见《唐律疏议》，卷第十。